遵義會議紀念館
黔北重鎮遵義，紅花崗區子尹路96號，是一棟民國風格、中西合璧的兩層樓房，坐北朝南，臨街而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里召開擴大會議。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毛澤東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年2月8日，根據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發言內容起草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經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后印發。遵義會議嚴肅、理性、系統地思考并討論了“仗要怎么打、路往何處走”的問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道路由來曲折，征途自古艱難。回到歷史的現場，我們可以看到，遵義會議不是一次會議就解決了所有的問題，而是經過一系列會議，在既團結又斗爭，既民主又交鋒中達成共識的。從遵義會議之前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到遵義會議之后的扎西會議、茍壩會議、會理會議，都是遵義會議這個偉大轉折的有機組成部分。遵道行義，領悟精神，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從遵義轉折看黨的百年征程，我們黨的大智慧從何而來？人民軍隊為什么能從勝利走向勝利？中國革命成功的奧秘在哪里？遵義會議精神給新時代又有怎樣的啟示？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十月里來秋風涼，中央紅軍遠征忙，星夜渡過于都河，古陂新田打勝仗。”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8.6萬多人從江西于都出發，踏上了漫漫征程。紅軍為什么要離開蘇區？為什么要去長征？原來，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指揮的國民黨軍隊在前四次“圍剿”失敗后，緊接著發動了第五次“圍剿”。這一次，蔣介石調集50萬軍隊向中央蘇區進攻。此時，“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占據著主導地位，“靠邊站”的毛澤東被剝奪了紅軍指揮權，紙上談兵的博古、李德生搬硬套，主張以陣地戰“御敵于國門之外”，在受挫后又采取消極防御的方針和“短促突擊”的戰術，同裝備優良的敵人打陣地戰、堡壘戰，結果使紅軍日益陷入險惡的情勢。于是，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紅軍開始實施戰略轉移——長征。
毛澤東、周恩來和張聞天等在一起
長征伊始，失敗、犧牲和迷茫的陰影籠罩著整個中央紅軍。中國革命將何去何從？中央在什么地方能站住腳跟？到哪里去建立新的根據地？此時，博古、李德把持的中央也沒有明確的路線圖。由共產國際“包辦”組成的中央最高權力機構“三人團”決定中央紅軍的行軍隊形為——紅三軍團為右翼，其后是紅八軍團；紅一軍團為左翼，其后是紅九軍團；中間是軍委第一、第二縱隊，紅五軍團負責殿后。這種行軍陣式，被劉伯承譏笑為“抬轎子行軍”。各路紅軍抬著軍委縱隊的“轎子”，既暴露了目標，也給蔣介石提供了充裕的時間，使其得以調兵遣將，在湘江東岸布置了“鐵桶陣”。《民國日報》報道說，紅軍“將在年底前被肅清，現在已經被團團包圍，離潰滅的日子不遠了”。
然而，更加艱難的是，推行“左”傾錯誤的博古、李德等人，在突圍和戰略轉移的時候，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不僅把戰略轉移變成了“抬轎子式”的“大搬家”，而且還錯誤地決定把所有能搬走的東西都要搬走，山炮、印刷機器以及各種“壇壇罐罐”皆隨軍帶上，甚至連病號的尿盆也要捎上。三路大軍并列行進，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常常是一夜只過一個山坳。這種“舉國遷徙”，致使紅軍的機動能力大大降低，戰斗力極大地削弱了。湘江一戰，血流成河，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至3萬人。這枚由于指揮失誤而吞下的苦果，早在紅軍被迫離開中央蘇區時就埋下了種子。面對大批紅軍戰士的犧牲，博古幾乎精神崩潰，而李德不但不檢討，反而暴跳如雷，把慘敗的責任全推到紅軍指戰員的執行上。殘酷嚴峻的局勢，使越來越多的指揮員感到，再也不能這樣打下去了，必須有一個根本的轉變。
《遵義會議》（油畫） 沈堯伊作（國家博物館館藏作品）
進，有敵人“圍剿”，退，無根據地可守。怎么辦？受到排擠的毛澤東，就在這個時候勇敢地站了出來。張聞天在《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中寫道：“長征出發后，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并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斗爭，一直到遵義會議。”在中央縱隊，毛澤東和王稼祥由擔架抬著行軍，張聞天騎馬與他們同行。三人在行軍中一有時間就相互交談，討論商量解決危機的辦法。
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通道縣城召開通道會議。毛澤東列席會議。這是從寧都會議被解除紅軍指揮權以來，他首次對軍事行動有了發言權。他建議放棄原定計劃，立即轉兵向西，到敵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開辟根據地。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縣城的胡家商鋪召開黎平會議。博古仍然堅持中央紅軍由黔轉入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并認為這是共產國際同意的，不能越雷池一步。毛澤東反對博古的意見，堅決主張繼續向黔北進軍，以遵義為中心開辟根據地。1934年的最后一天，貴州中部飄起大雪，大地銀裝素裹，中央紅軍到達了甕安縣猴場。1935年新年第一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會議。博古、李德依舊堅持原來的行軍路線，毛澤東毫不客氣地予以批駁。結果，在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的支持下，博古、李德的意見被否決。會議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解除了獨斷專行的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回到歷史現場，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接二連三地提出中央紅軍應放棄北上、向敵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轉移的建議，一開始并沒有獲得采納。在經過通道、黎平、猴場會議的激烈爭論之后，中共中央才決定向黔北前進，建立川黔邊根據地。這三次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糾正“左”傾錯誤，確定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做了重要準備。
遵義會議前，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統治全黨達4年之久，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在危急關頭，毛澤東充分發揚民主，以高超的斗爭策略，巧妙的斗爭藝術，既修正了錯誤，又團結了同志，既化解了風險，又統一了思想。“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靈活變換作戰方式和進軍方向，或東或西，迂回穿插，并且借助情報工作的特殊幫助，巧妙地調動敵軍，從而順利地擺脫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于川黔滇邊境的計劃，化危機為轉機，轉危為安，轉敗為勝。遵義會議精神告訴我們，只有遵實事求是之道、行民主團結之義，才能作出正確的選擇。正如毛澤東所說，共產黨“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
“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
遵義會議是我們黨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的干預下，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遵義會議為什么能夠召開？從偶然性來看，有一個特殊的原因，是負責與共產國際聯系的大功率電臺被破壞了，因而從長征一開始，黨中央與共產國際就失去了聯系。但從必然性來看，經過14年艱難曲折，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紅軍高級將領和黨的高級干部已經從實踐中懂得，要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必須走自己的路。
遵義會議擴大傳達提綱
遵義會議《決議》批評了自戰略轉移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指出：我們突圍的行動，在李德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斗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這一原則上的錯誤，一直發展到突圍戰役的最后階段。當紅軍到了湘黔邊境，在當時不利的敵我情況下，卻還是機械地要向二、六軍團地區前進，而不知按照已經變化了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方針。《決議》還批評了博古、李德破壞中央政治局和軍委集體領導的錯誤，強調為了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創造新蘇區，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并改善軍委的領導方式。《決議》對在創造新蘇區中實行高度機動的戰略戰術，對于更好地領導革命戰爭取得徹底勝利提出了新的要求。
伍修權回憶說：“當時會議的氣氛雖然很嚴肅，斗爭很激烈，但是發言還是說理的。”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也要吃飯，也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地、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略圖上一劃，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因重病躺在擔架上參加會議的王稼祥，掙扎著坐起來，發言簡短卻很有分量：支持毛澤東的觀點，建議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朱德的發言更是直截了當：“有什么本錢，就打什么仗；沒有本錢，打什么洋仗？”“如果繼續這樣錯誤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遵義會議糾正了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錯誤，成為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志。若干年后，張聞天曾在臺歷上抄錄了列寧的一句話：“為了能夠分析和考察各個不同的情況，應該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一句“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體現的正是獨立自主、敢創新路的遵義會議精神，也是用鮮血和生命、用犧牲與教訓換來的真理性認識。因為肩膀上長回了自己的腦袋，屢遭挫折的中央紅軍通過遵義會議才迅速找到了勝戰的秘籍，中國革命在驚濤駭浪中得以轉危為安、轉敗為勝。
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 一十八師五十四團軍旗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 指揮部特務連印章
在遵義，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扔掉“洋拐杖”，喊出了“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口號，中央紅軍一舉打下婁山關，迎來長征途中第一個大勝仗，中國革命終于嘗到了獨立自主思考的勝利滋味。1963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說：“從那之后，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我們認識中國，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中國人不懂中國情況，這怎么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歷史已經證明，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遵義會議后，黨和紅軍在歷經艱難曲折、跨過生死攸關的轉折之后，由此踏上了新的征程。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鏖戰臘子口……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指揮下，立刻呈現出新的面貌，顯示出強大的生機和活力，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處處主動，生龍活虎，如有神助。朱德曾賦詩曰：“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
“舵手一易齊槳櫓，革命從此上新途”
“鐵壁合圍難突破，暮色蒼茫別紅都。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婁山關前鏖戰急，遵義城頭赤幟豎。舵手一易齊槳櫓，革命從此上新途。”稍微熟悉遵義會議歷史的人們都能懂得，這短短的一首詩，既寫出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艱苦卓絕，也寫出了紅軍的壯烈犧牲；既寫出了紅軍長征被迫“舉國遷徙”的危機，也寫出了共產黨人善于斗爭敢于勝利的轉機；既寫出了中國革命的艱難曲折，也寫出了革命的偉大轉折。這首名為《七律·歷史轉折》的古體詩寫于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之時，作者名叫伍修權，時任共產國際派駐中共中央軍事顧問李德的翻譯。從這首詩的字里行間，我們可以看到伍修權從悲痛、彷徨、郁悶到欣喜、自信的心路歷程。對李德這位共產國際派來的“欽差大臣”，伍修權真是受夠了氣。毛澤東生氣莫名，彭德懷更是憤怒地斥責李德是“崽賣爺田不心疼”。
中國共產黨在遵義會議前經歷了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王明、博古等五任主要領導，他們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都因主觀或客觀上的原因，曾經犯了右或“左”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前，我們黨一直沒有形成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同志以豐富的實踐經驗，卓越的政治遠見，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成為遵義會議的核心和靈魂，也是遵義會議成功的重要條件。
遵義會議的召開，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改組了中央領導機關，開始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使中國共產黨走上了正確軌道，實現了偉大歷史轉折。“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參加遵義會議的鄧小平曾這樣飽含深情地指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并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