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在亞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革命風暴中，東南亞華僑掀起了以提高華僑地位、爭取華僑正當權益和支援中國革命為中心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抵制日貨運動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抵制”是一個外來詞，英文為“boycott”，港臺也譯作“杯葛”。“抵制”一詞正式出現是1880年英軍的退役上尉查爾斯·杯葛（Charles Boycott）因反對當地的土地改革而受到愛爾蘭土地同盟組織的抵制。此事雖是經濟糾葛，但也和愛爾蘭與英格蘭之間的民族糾紛相關。因此，“抵制”一詞自產生就伴有民族主義成分。“抵制”普遍指因社會、政治原因，自愿放棄使用和購買某一個人、組織或國家的物品甚至放棄相關交易，以此表達抗議。
近代中國曾發生多起抵制運動。學術界相關的研究成果頗豐，涉及商業、思想、市民、對中國的影響、日方的反應等主題。學界對抵制運動在海外華僑社會的延伸則研究較少，且聚焦于華僑整體。然而，抵制日貨運動能否真正實施，取決于商人與商會。中華商會是海外華僑社會的代表性機構，其在華僑抵制日貨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背后有哪些因素復雜交織，呈現怎樣的民族主義面向？這些問題都有待深究。
本文選取與日本有密切經貿往來，但學界較為忽視的荷屬東印度為考察區域，以中華商會為考察對象，運用各地報紙（如印尼《新報》、新加坡《叻報》、上海《申報》）、華商期刊（如《三寶壟中華商會三十周年紀念刊》《蘇華商業月報》）及中國與日本的檔案，對近代荷印華僑歷次抵制日貨運動進行全面考察，力圖探尋其變化歷程和特點以及背后的原因，拓寬理解近代海外華僑民族主義的維度與面向。
一、近代荷印中華商會概況
19世紀中后期，荷印殖民政府和清政府的華僑政策對中華商會的成立形成了推拉作用。殖民政府在“以華治華”“分而治之”的基礎上加強了對華僑社會的管控，在充分利用華僑發展印尼經濟的過程中并未賦予其相稱的法律地位，這促使華商尋求新的利益訴求機制。與此同時，清政府的經濟政策經歷了從“重農抑商”到“商戰護國”的重大轉變，為商會的設立奠定了政策基礎。清政府的華僑政策從“無暇顧及”轉變為“領事保護”，則為海外中華商會的建立作出鋪墊。
傳統中國本土的民間組織與基層自主秩序，隨著華僑移植海外，形成海外華僑社團組織相對獨立的自我管理，使其在沒有當地政府支持，甚至反而受到外界壓力的情況下依然能夠自主生存。19世紀末20世紀初，荷印華僑社會致力于從民族角度重新塑造群體形象，其典型表現之一就是建立中華會館，實現華僑社會跨越血緣、地緣進行更高層次的整合。1900年，荷印第一個中華會館在巴城成立，旨在打破華僑社會的宗鄉界限，加強團體互助，倡導儒學，宣揚民族文化，建立學校，學習中文，改良社會習俗等。此后，“中華會館”及其所辦的僑校“中華學校（堂）”如雨后春筍般在荷印各大中城市出現。中華會館與此前的傳統自治機構共同為中華商會的產生奠定組織和人員基礎。
因此，當1905年清政府派荷印華僑張振勛以外埠商務大臣的身份率團考察東南亞，號召成立中華商會時，巴城快速響應，于1906年成立商會，其后荷印主要的港口城市和商貿中心紛紛響應。荷印中華商會成立初期是半官方性質，由清政府頒發關防，又在荷印注冊，遵守荷印法律。商會領導者和成員中有些擁有中國的官方職位（通常是虛職），有些則是荷印政府的華人官員，也有些是其他華僑社團的領導人。
20世紀初，大量荷印中華商會出現并迅速發展，這是海外華僑追求生存和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華商網絡發展到一定程度的重要體現。中國政府的倡導和支持，使中華商會迅速掌握華社領導權，成為代表華商及華社的領導性機構，重新塑造華僑社會的組織機制。
與傳統的華僑組織相比，中華商會運行過程中嚴格的選舉制度和日趨完善的監督制度保障了權力支配關系的落實，議事制度體現了實際行為中的關系互動，會費和財務的公開透明增進了會員間的信任度，這些都是商會職能得以很好發揮的制度保障。商會內的信任度、關系強度、互惠程度、關系持續性等相對傳統組織更強。與中國本土的商會相較，荷印中華商會的組織結構和會員來源更為復雜，商會改組引發的組織變動和紛爭更加激烈、持久。
荷印中華商會通過收發、翻譯函電，創辦、交流商會報紙、期刊，商業調查，參加各類慶典活動等方式，實現信息的傳達與共享；通過協助建立同業公會，處理華商之間、華商與西商、中國本土商人、南洋華商之間的各類糾紛，推動華商經濟發展。同時，荷印中華商會是搭建荷印華僑與中國聯系的關鍵機構。其在與中國各類實業、僑務機構及商會的交流中，努力爭取如領事保護、國籍自主、經濟自主等群體性權益。而支持中國實業和社會救濟的活動，使中華商會跨國的社會與商業網絡進一步擴展。
荷印中華商會的主要職能不僅在于團結各業華商，代表華商與荷印政府和中國政府打交道，發展華僑商務，還在于負責華僑社會的公益事業、維護華僑利益和聯絡華僑感情。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隨著中國涉僑機構及外交機構的完善，中華商會逐步轉向對華僑社會及華商經濟領域的關注，為華僑謀求話語權，為整個華僑社會改善福利。印尼中華商會在提升華僑群體形象的教育活動、文化活動中承擔重要責任，在提供經費的同時，探討其未來走向。在有關華僑的生老病死的各個環節中注重慈善和福利的推廣，促進華社群體權益。
荷印中華商會也是構建跨域華商網絡的主要推動者。20世紀30年代，荷印各中華商會成立荷印中華商會聯合會，使其制度化網絡得以鞏固、加強。荷印中華商會以商會和聯合會的群體性形象在印尼經濟和政治的核心領域如米、糖、金融乃至移民條例等方面，與殖民政府展開博弈，并努力實現自我調整。他們亦積極參與印尼的慈善、福利事業，推動民族融合進程。中華商會還在與荷商、日商、華商的多邊互動中，通過抵制日貨、發展國貨、建立聯合組織的形式來應對華商群體性經濟危機。
可見，相較于海外華僑傳統社團，中華商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域、語言、行業的限制，擁有中國和荷印的雙重認證，是集政治、經濟、社會功能于一體的綜合性領導組織。同時，荷印中華商會創辦和支持的報紙、期刊，成為華僑了解中國、荷印和世界形勢的窗口和表達自身需求及宣傳華僑民族主義的陣地，為荷印華僑提供民族主義“想象的共同體”。
日本軍隊占領荷印后，中華商會被迫關閉，絕大多數的商會會所和檔案資料均被焚毀，商會領袖和主要會員亦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二、抗日戰爭前荷印中華商會的抵制日貨運動
20世紀頭20年正是荷印華僑社會民族主義蓬勃發展的時期，中華商會的抵制日貨運動也隨著華商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而在1919年達到第一個小高潮。但荷印各地中華商會內部抵制日貨的態度又有所不同。整體而言，處于政治中心地位的巴城中華商會，在抵制日貨運動中比同時期的三寶壟和泗水中華商會表現得更為慎重、消極。1928年荷印中華商會的抵制日貨運動呈現波浪型。運動前期慎言抵制，主要集中于募捐活動，各地以中華總商會為核心成立各類救濟會、后援會，形成長期的有組織的募捐活動。后期在國民黨海外支部的號召和監督下，逐漸與之共同展開實質性抵制。雖然各地抵制程度不同，但均對日商造成一定程度的打擊。同時，各地商會均極力避免暴力抵制。
（一）荷印中華商會首次抵制日貨概況
1905年，東南亞華僑掀起的抵制美貨浪潮為日后抵制日貨運動提供了一定的經驗。1908年，廣東民眾因二辰丸事件號召抵制日貨，荷印中華商會迅速作出反應。日惹和泗水的中華商會通過了抗日決議“不買賣日貨；不得搭日本船；不可嫖日本妓；不可看日本戲；要共相勸勉我同胞實行抵制”，但態度相對理性，不強迫、非暴力，主張“共守文明，堅持到底。”這引起了日本媒體的注意，認為中華商會是荷印華僑社會主要的民族主義組織，建議日本政府深究中華商會的背景資料。
（二）1915年荷印中華商會變相抵制日本活動
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中國本土的抵制日貨運動蔓延到南洋時，荷印的抵制態度相對保守。例如，三寶壟中華商會一再強調抵制日貨運動是政治性行為，而中華商會為商業聯合組織，不涉政治，拒絕參與抵制，“唯獨對于愛國捐贈募捐活動，不甘落于人后”。三寶壟中華商會于1916年再次召開特別會議，商討抗爭日本辦法，仍決議“避免抵制，以募捐代之”。最終，三寶壟中華商會主持召開“社團聯席會議”，號召成立“三寶壟華僑救濟會”。會議推舉中華商會任主席，總體把控募捐活動。三寶壟中華商會之所以采取這種慎言抵制的態度，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1912年中華民國初建時華僑社會曾因是否升“青天白日旗”而爆發大規模群體性沖突，引起荷印政府對華僑民族主義的注意。爪哇部分區域曾有小規模的抵制活動，但在駐爪哇日本領事強烈要求荷印政府干涉、限制的情況下逐漸銷聲匿跡。日貨逐漸利用一戰的空隙與歐貨競爭，搶占荷印市場。
1915年荷印中華商會抵制日貨運動未成氣候，以主持救濟的形式變相抵制日本。荷印政府在這一階段也并未放松對華僑民族主義的警惕，密切關注中華商會動態。
（三）1919年荷印中華商會掀起抵制日貨運動的小高潮
巴黎和會上日本拒絕歸還山東的消息傳來，海內外中華兒女群情激憤，抵制日貨運動隨之爆發。荷印中華商會的抵制日貨則呈現波浪型。
1.1919年荷印中華商會由溫和轉向激烈的抵制日貨運動
荷印華僑曾對北京政府寄予厚望，希望其借巴黎和會之機解決華僑在荷印的法律地位和國籍問題。他們組織跨區域的荷印華僑聯合會，在各地中華商會的贊助下，派代表向北京政府申訴。然而，他們的愿望最終落空。荷印中華商會普遍對北京政府不滿，也無意抵制日貨。
中國內地的商會、華僑聯合會和南京華僑學生會曾公開呼吁爪哇各中華商會抵制日貨，但并未有任何積極響應。相反，巴城中華商會主張慎言抵制；抱怨部分報刊發表號召抵制日貨的匿名文章遭至政府的注意，為華商招來不必要的麻煩；批評率先發起抵制的三寶壟中華商會行為輕率、魯莽，引起政府干涉，引發華商內部沖突。巴城中華商會身處政治中心，受到更加復雜的考驗。迫于輿論壓力，時任巴城中華總商會會長邱變亭于6月底公開登報申明“商會愿為后盾”。然而，并無進一步實質性的抵制。經過多次開會商討，巴城中華商會決議將“抵制日貨”轉換為“發展國貨”，認為組織國貨公司既能響應祖籍國的號召，又不觸犯荷印政府政策，能夠保護華商利益。最終，由閩粵華商和經營日貨的大商店店主三類會員各自籌資100萬元，分別設立三家國貨公司。
由上可見，荷印各中華商會最初傾向于溫和、理性、迂回的抵制策略。然而，很快被中國如火如荼的激烈抵制形勢所感染，轉向正面的實際抵制行動。三寶壟、巴城、泗水和望加錫的中華商會先后達成決議，表達繼續抵制日貨的決心。三寶壟中華商會各會員店主商議7月15日不再收日貨，巴城以8月15日為不再收日貨的期限。與日貨競爭的華僑制造業和經營國貨的華商在抵制日貨中受益最大，抵制最為積極。例如，泗水中華公司首先將各種日貨當場焚毀。
隨著形勢的發展，土生華僑也改變了抵制初期的漠視態度，在商會例行會議中提議為中國捐款，“國內各埠均進行儲捐，我輩不當作壁上觀”，遂召開特別募捐會議。
2.荷印中華商會由慎言抵制轉向激烈抵制的原因
荷印中華商會初期慎言抵制的態度是基于現實的考量。其一是日貨已逐步取代歐貨成為荷印原住民的重要消費品。以棉產品為例，1915—1918年，日棉在荷印的輸入額成倍增長。1918年，日貨整體輸入額占荷印輸入額的比重與1914年相比增長了20%。荷印華商以中介商為主，抵制日貨關乎華商整體發展。其二是英屬馬來抵制日貨運動演變為搶米風潮。在檳城政府、檳城中華總商會、北京政府駐檳城領事館的聯合作用下，事態才得以平息。鑒于此，三寶壟、巴城、泗水等地的中華商會優先考慮穩定荷印社會秩序，避免大的種族沖突。同時，各地中華商會配合荷印政府收購大米庫存，交由政府統一出售，以控制米價，穩定社會秩序。荷印政府認可中華商會慎言抵制的態度，表彰其積極配合政府的行為，盛贊巴城中華商會的會長邱變亭深思熟慮、有遠謀。
然而，荷印中華商會很快轉變態度，展開正面的實際抵制行為。這一方面是受到中國及南洋華僑社會整體抵制日貨運動形勢高漲的感染，另一方面是由于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強勢監督和推動。馬克思主義者通過“鐵血團”“救國團”等組織，用涂穢物、割耳等手段，暴力懲罰拒絕抵制日貨的華商和中華商會。例如，亞齊的知名華商李達山曾被多番匿名警告，但仍拒絕抵制，終慘遭謀殺。
馬克思主義者的暴力監督給了中華商會巨大的抵制壓力，迫使其不得不施行嚴格的抵制措施，同時也引起了他們的反感。中華商會公開指責“鐵血團的行為太過分”，聲明商會的行為符合“中國領事支持自由貿易”的政策，并強烈要求荷印政府調查暴力行為的幕后策劃者。荷印政府最終認定共產主義者有通過“救國團”“鐵血團”執行暴力指令的跡象，要求巴城華人公館在荷蘭文報紙Aneta中署名刊登調查結果，聲明政府將嚴厲處罰與共產主義有關聯的群體和組織。荷印政府懼怕華僑馬克思主義者與正在組織全國罷工的“東印度社會民族聯盟”（1920年改組為東印度共產主義聯盟，是亞洲最早建立的共產黨組織之一）結成聯盟，嚴格禁止任何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傳播。
荷印政府的一系列高壓措施迫使中華商會放棄公開抵制。各地華人公館的官員（部分是中華商會的會員），也陷入兩難境地，在向殖民當局報告（可疑）活動和向民族主義者提供援助之間搖擺不定。部分華商批評中國駐荷印的領事館未能及時發揮作用，使得荷印政府將抵制日貨與共產主義相聯系，使華僑社會陷入不必要的麻煩境地。英國的外交官亦指出，華商的激烈抵制可能會導致荷印政府采取嚴厲措施去獲取和平與秩序的邊界，不利于華僑社會的長期發展。荷印華商抵制日貨運動被迫轉向低潮。
總體來看，和新馬地區相比較，1919年荷印各地中華商會抵制日貨早期提倡溫和、迂回抵制，以“發展國貨”代替“抵制日貨”，后期轉為正面的實際抵制行為，但引起荷印政府注意，將其與馬克思主義傳播相聯系，進行嚴厲打壓。
（四）1928年荷印中華商會與國民黨共同主導的抵制日貨運動
當1928年日本制造“濟南慘案”的消息傳到南洋時，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鑒于此前抵制風潮造成嚴重社會動亂，及政府對華僑社會參與政治活動的高度敏感，聯合中國駐各地領事館以媒體刊文、會議協商等方式號召各界冷靜應對，強調尊重法律。這為荷印中華商會早期的抵制日貨態度奠定了基調。
1.1928年荷印中華商會由慎言抵制轉向激烈抵制
荷印各地中華商會最初未有任何形式的抵制，只以救濟形式支援祖國。例如，泗水中華總商會最初召開“社團聯席會議”商討抵制辦法，決議先由“外交后援會”組織募捐，后又主導建立募捐機構“泗水華僑救濟會”。三寶壟中華總商會致電蔣中正，表達誓為后盾的決心。棉蘭中華總商會聯合各同業公會等組織，積極捐款援助。日惹華商總會舉行勸募公債大會，成立委員會分區負責勸募。
然而，5月底6月初，荷印華商聚集的主要城市抵制日貨的態度由謹慎觀望、救濟為主，逐漸轉向抵制，但各地情況不一。巴城華商6月初停辦日貨。泗水相對激烈，6月下旬抵制日棉、日雜貨程度更甚，其中有21家頗具影響力的商號登報聲明拒售日貨，引起短暫風潮。蘇門答臘島的巨港6月拒絕的日貨交易額約60萬盾，棉蘭約100萬盾。抵貨過程中，華僑輸入商的份量頗重，壓力也最大。按照1926年起荷印政府實施的進口限制條例，如華商參與抵制，將永久性影響其日后的輸入份額。7月，《南洋商報》報道荷印“日貨在（華人方面）已無形消滅”。此言略顯夸大，卻也從側面證實了其抵制的激烈程度。8月以后，荷印抵制日貨運動趨于緩和。
2.中華商會由慎言抵制轉向激烈抵制的原因和影響
荷印中華商會早期未敢輕言抵制的態度很大程度上與1925年以降荷印政府對土民和華僑民族主義的彈壓有關。其后受到國內各界抵貨運動情形的感染，特別是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在《叻報》的公開號召，促使荷印華商開展實際的抵制行為。此外，國民黨巴城支部設立指導委員會與新加坡支部建立聯系，動員華僑新聞界渲染抵制日貨的輿論氛圍。荷印部分國民黨匿名向華僑批發商和零售商發送恐嚇信，以阻止華商投機買進日貨。一名華僑雜貨進口商因仍在經營日貨而被暗殺。荷印政府逮捕了涉嫌與抵制日貨運動相關的諸多華僑，最終認定指導暗殺行為的是一名國民黨黨員。荷印政府和日方均認為抵制日貨運動與國民黨密切相關。
從結果看，荷印1928年抵制日貨使日商深受打擊。6—9月，日貨輸入荷印的份額與上年同期相比下降31.4％。數據變化有當年橡膠、砂糖、米、錫等市況低迷的原因，但主要根源是抵制日貨運動。然而，與暹羅下降86.5%和海峽殖民地下降62.8%的數額相比較，荷印的下降幅度較小。考量到日本與荷印密切的經貿關系，便不難理解荷印華商在抵制日貨中所遭受的損失和承擔的壓力。1926—1939年，日本在南洋各地的輸出額中，荷印所占的比例歷年均是最高，且數額均超過英屬馬來亞和菲律賓的總額。
在抵制日貨的過程中，日商深感受到華商的掣肘，與日本政府共謀取締華商中介商貿易地位的策略。日本駐荷印各地的領事及各地日商商會和工業協會多次討論如何用10年時間取締華商，確立日商在東南亞的貿易地位。之后，日商陸續在荷印各地創建一系列零售店和大型百貨商店。
與前期幾次抵制日貨運動相比較，1928年荷印華商及中華商會抵制日貨運動有兩個典型特征。一是新成立的國民黨海外支部成為組織者和參與者，配合、監督中華商會的抵制日貨運動。二是抵制日貨運動的區域有所拓展，蘇門答臘島的主要城市棉蘭和巨港加入抵制行列，且表現頗為激進。
三、抗日戰爭爆發后荷印中華商會的抵制日貨運動
（一）抗戰爆發后以救濟為核心的抗日救亡運動
“九·一八”事變后，海外華僑社會產生了很大的震動，密切關注中華民族的危急存亡。荷印華僑社會則形成了以中華商會為中心和總機構，開展了以救濟和輿論聲援為核心的抗日救亡運動。
1.抗戰爆發后荷印中華商會抵制日貨之外的救國運動
鑒于華僑社會此前的激烈抵制情形，荷印政府在“九·一八”事變之后立即向華僑社會的新聞界發出禁止排日宣傳的嚴厲警告。荷印華僑各界并未有抵制日貨的即時反應。巴城中華總商會響應總領事宋發祥的號召，借辛亥革命紀念會之機，倡導成立“救國后援會”，謀求以后援會為中心，在與荷印法律不相抵觸的范圍內開展救國行動。1931年10月13日，巴城中華總商會召開由50多個華僑團體共同參與的“救國后援會”開幕式，并電告上海市商會開幕情形，聲明主張對日宣戰。上海市商會回應希望其在登報聲援之外能夠自覺、和平、堅忍地抵制日貨。10月下旬，荷印局部地區，如泗水和三寶壟抵制日貨。整體而言，抵制日貨不如以往嚴格。
1932年“一·二八”淞滬會戰以后，三寶壟中華總商會召集各社團成立“華僑救國后援會”，推舉中華商會會長張添聰任主席、國民黨三寶壟支部為副主席，各社團代表為委員，向僑界募捐。泗水以“華僑救國義賑會”的名義于1932年捐贈17.3萬元。蘇東中華總商會組織成立“蘇東華僑籌賑祖國災民委員會”，籌集賑災款7萬多盾分批匯回中國。捐款數額較大的中華商會及其領導者相繼獲得國民政府的嘉獎。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荷印中華商會抗日救國的積極性。
1935年，爪哇華文和印尼文的報紙均多次對日軍策動所謂華北自治提出強烈抗議，敦促華僑社會為即將到來的民族斗爭做好準備。同時，荷印各地中華商會受制于荷印政府禁止直接宣傳抗日的禁令，變相以社會救濟的形式支援祖國抗日。巴城設立“巴達維亞華僑賑濟中國水災會”，由中華總商會會長莊西言任主席，9名委員中包括4位中華商會領袖、2位國民黨、1位總領事、1位報界人士。泗水中華總商會主持召開各社團聯席會議，討論組織“泗水華僑救濟中國水災會”，推選中華總商會為主席，米商部為副主席，郭領事為名譽主席。三寶壟中華總商會召集23個社團開聯席會議決議成立“三寶壟籌賑中國水災委員會”。
可見，在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荷印華僑以救濟祖國的的形式變相抵制日本。救濟活動超越了中華商會單個社團，形成了跨社團、跨閩粵籍貫差異、跨土生和新僑的華僑社會大聯合。
2.全面抗戰爆發前未正面抵制日貨的原因
其一是華商面臨前所未有的沉重經濟壓力。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籠罩下荷印經濟明顯下滑。1931年荷印零售業銷售額相較1929年下降41.4%，進口商品總量下降40%。與荷印經濟下滑形成明顯對比，日本對荷印貿易的輸出總額整體有較大增幅，并于1933年超過荷蘭，成為荷印的第一進口國。為應對日貨傾銷，荷印政府自1932年起陸續頒布多個限制法令，長期、臨時性地限制多種商品，涉及生產和生活各個方面。統制政策下，日貨輸入荷印受限，華商亦也不可避免地遭受損失，難以再主動發起抵制。
其二是荷印政府壓制華僑公開抗日。例如，迅速取締國民黨棉蘭支部組織的抵制日貨委員會，監禁和驅逐大批報界人士等。荷印政府的高壓政策使得荷印華僑社會未敢大規模抵制日貨，即使有抵制行為也不便公開。棉蘭隨習領事鈕樹椿曾用外交部和國民黨黨支部的名義公開登報推動華僑籌賑會，引起華社反感，也遭到了外交部的指責。
此外，南京國民政府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使華僑社會難以完全團結一致抗日。總領事一方面要勸說華僑緊密地團結起來，極力呼吁華僑向祖國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一方面又必須在各個場合解釋南京國民政府未作出認真抵抗的原因。
由上可見，荷印政府的經濟統制和政治高壓政策等因素使得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荷印中華商會并未有大規模的直接抵制日貨運動，但救濟祖國以抵制日本侵略的活動以更多元、有力的形式出現，且隨著事態的發展，更多土生華僑了解中國，參與中國有關的事務。
（二）全面抗戰時期抵制日貨運動的高漲與消落
在日軍全面侵華、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荷印中華商會制日貨運動發生實質性轉變，呈現出規模大、時間長、跨族群、跨地域，組織健全等特點。荷印各中心城市，以華僑籌賑會和中華商會為中心，閩粵兩幫聯合起來動員各同業組織、同鄉組織以及其他組織，結成抵制日貨和賑災的統一網絡。
1.全面抗戰時期的抵制日貨運動
“七七事變”既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起點，又是中國全民族抗戰的開端。荷印各地中華總商會和華僑輸入商公會等均召開臨時大會，商討停止買賣日貨，勸導購買國貨。1937年9月初始，爪哇主要城市和蘇島的巨港、棉蘭等城市開始施行抵制。巴城的華僑銀行聲明停止與日本銀行往來。
巴城華僑輸入商總會三次召開常務理事會議商討策略，但均未達成一致意見，僅提醒會員應充分采辦國貨。然而，隨著形勢之嚴峻，巴城華僑輸入商總會于10月21日再次召集臨時會員大會，正式表示將全面抵制日貨，明確各會員商號即日起停止以任何形式采辦日貨，但給予雜貨行、瓷器行1個月采辦日貨的時限，允許布匹行履行已有的日貨契約。11月中旬，巴城布商公會聲明自愿徹底抵制日貨，違者需繳納罰款。12月中旬，巴城華僑零售商停辦日貨。26家大雜貨輸入商迫于壓力，聯合在各報重申將嚴格履行抵制日貨的約定，但也希望“各處僑商仍如以前來往，顧全彼此血本，維持雙方營業”。事變之前華僑社會公認的親日派或者搖擺派，在事變以后態度急劇轉變，或奔走于募集救濟資金，或與日本保持明顯的距離。
從總體上判斷，1937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以后，在民族大義關頭，荷印中華商會的抵制日貨運動在一段時間內取得了比較好的成績，于1938年第一個月達到了高潮，到1938年底日趨冷卻、理智。1937年7月到1938年8月，日貨輸入額呈直線下降態勢，1938年1—3月，與上年同期相比較下降70%，明顯超越1928年抵制日貨期間下降的31.4%。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面爆發，“歐洲商品來源斷絕，荷印所需求之工業品，依賴日本供給較前更殷，杯葛仇貨（抵制日貨）之空氣由熱烈而冷淡”。同時，荷印政府為自身發展考慮，自1940年5月10日起施行嚴格的外匯統制，華商“感于取得外匯之不易，杯葛之說，更不聞有人提及”。
在抵制日貨之外，荷印中華商會亦倡導發展國貨并開展了大規模、持續性的募捐活動，以救濟中國和荷印地區。例如，倡導成立“華僑捐助祖國慈善事業委員會”“華僑災民委員會”等聯合機構，開展如火如荼的捐款、捐物等一系列救濟活動。這類以慈善為名義的抗日救國聯合機構是由中華商會和國民黨海外部領導，多個社團共同參與的，打破了新僑、土生華僑、閩粵、黨派限制，顯示了華社跨界的團結性。據統計，自1937年7月至1940年末，海外華僑至少已捐款2.21億元，其中，英屬海峽殖民地和荷印捐款最多。德國入侵荷蘭后，荷印各地中華商會又紛紛倡議成立“救濟荷蘭難民委員會”，積極募捐，援助荷蘭。
特別值得說明的是，隨著抗戰形勢進一步發展，南洋各地華僑團體認為必須成立一個聯合組織，以便統一領導、相互協作。華僑領袖陳嘉庚于1938年10月10日發起組織“南洋各屬華僑籌賑祖國難民大會”，荷印23個地區共53名代表參會，其中主要是中華商會的成員。來自南洋各埠的168位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這標志著南洋華僑在抗日救亡大前提下，實現了空前的愛國大團結。在南僑總會領導下，南洋各地籌賑會進一步發展，支援祖國抗戰各項實際行動高潮迭起，效果也極為明顯。
2.全面抗戰時期抵制日貨運動高漲的原因
其一是日本全面侵華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沉重的災難，中華民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逐漸形成。華僑的財產、家眷亦在戰爭中損失慘重。
其二是多樣的監督機制和嚴厲的懲罰機制。中國共產黨指導下組建的“南洋華僑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及其分隊監督抵制日貨運動進展。“鋤奸團”等激進組織對拒絕抵制的商人和組織開展各類鋤奸活動，威懾力不小。1937年10月中，巴城、萬隆、泗水、棉蘭等地經營日貨的華商遭至暴力威脅，其店面、招牌時被人涂以污油，其本人被恐嚇割耳懲戒等，一半商人均感恐懼。1937年11月中旬，巴城又發生兩名拒絕抵制日貨的華商被割耳，以示懲罰。該案影響深遠，中華總商會會長莊西言被牽連調查，數10名抵制日貨運動的領導人被逮捕、問訊。隨著抵制日貨運動的深入，日貨冒充國貨的現象頻發。日貨鑒定成為影響抵貨運動的關鍵性問題。1938年10月末，國民政府出臺“查禁敵貨條例”“敵貨審查委員會規則”“禁運資敵物品條例”等一系列鑒定敵貨的準則，在經濟部設置敵貨審查委員會，并于同年12月向南洋各地的中華商會及領事館送達日貨的主要商標匯編冊。海外中華商會執行和推廣國民政府的政策，聲明所有國貨均須經過經濟部認證。僑務委員會強調從日占區出口的國產貨物，應直接從固定的商社發貨，或者提供與日本無關的出貨證明。1939年底，國民黨中央印發了《海外各地華僑救國團體工作綱要》，從調查到執行詳盡指示抵制日貨工作。同時，華商組織自設違反抵制日貨決議的懲罰機制。例如，巴城布商公會聲明自愿徹底抵制日貨，違者需繳納罰款至巴城慈善會。第一次違反者需繳納采購金額的一半作為罰款，第二次為75%，第三次則全數充公。
其三是30年代中后期日商對荷印華商地位的整體威脅沖擊華商正視日貨和日商所帶來的危機。華商中介商和零售商雖然擔負荷印貿易鏈條中的核心鏈接作用，但由于缺乏產業基礎和資產支撐，應對經濟危機時頗顯脆弱。1934年，棉蘭中華商會主導的華僑商業調查結果顯示，棉蘭沒有一家真正意義上的工業性質的華商企業。而同時，日商正在全方位挑戰華商中介網，大規模設置日本零售商店且形成聯合組織。1934年，萬隆日本零售商聯合“蘇甲巫眉日本協會”及“井里汶日商同業公會”等共同成立“西爪哇日商零售商聯合會”，同時擬聯合其他區域成立“爪哇日商零售商聯合會”。中華商會明顯意識到華商存在喪失最大中介商地位的危險，且其結果必將危及華僑教育事業和社會事業。《新報》長篇連載社論“荷屬東印度華僑之危機”，以示警醒。中國的外交人員同樣深感“華僑當前的危機確實在逐漸增加。倘不另想辦法，將來商業定有崩潰之一日。”華商的中間商地位受挑戰，以及國際上白熱化的商戰，使其不得不主動抵制日貨和謀求結構轉型。中華商會在抵制日貨之外，亦倡導集中資本組建大型公司，突破華商金融業和航運業瓶頸。
其四，南京國民政府日漸成熟的僑務政策和涉僑機構，在一定程度上掃清了荷印中華商會聯合華社各界抵制日貨的制度和組織障礙。國民黨中央黨部1935年通過《今后海外黨務應如何進行》，再次明確了海外黨務與外交、僑務、情報之間的聯系與邊界。1937年又通過《改進海外黨務案》強調荷印地區的黨務不能公開，應遵循嚴密、簡單的組織原則。1939年，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警告海外黨員勿濫用黨權橫加干涉僑團，要與僑團保持相當距離。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更著重強調要理解海外僑胞在抵制日貨中的兩難境地，“海外僑胞，在居留地政府法限制下，對于各種救國工作之推進，最感困難者，莫為抵制劣貨，一面恐觸犯當地政府之法令，一面又不能坐視仇貨之銷流。”
以上論述說明，明石陽至有關“此次抵制日貨有深刻的民族主義成分，但仍缺乏足夠的凝聚力，中華商會和國民黨可以在募捐運動中相互合作，卻難以在抵制日貨運動中達成共識”的論斷不夠全面。他低估了中華商會在民族危亡關頭自愿自覺讓渡華商經濟利益的決心，亦未能動態系統地看待國民黨在抵制日貨運動中逐漸成熟的涉僑政策。
不可否認，荷印華商群體及中華商會正面、激烈抵制日貨運動在打擊日本的同時，也給自身帶來巨大損失。荷印政府認為，全面抗戰以后華僑零售商和輸入商在抵貨運動中受影響最深。根據荷印政府“輸入配額以上一年輸入額為基準”的規定，華僑輸入商在抵制日貨中承擔永久性減少輸入配額的巨大風險。此外，華商還需承受政治和安全壓力。“七七事變”以后，荷印殖民政府仍堅持“民族主義必須被移除”，認為“通過對抵制運動采取強有力的行動，可以防止過度行為和可能的騷亂”，禁止華社以任何形式傳播抗日救國的信息。荷蘭國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后仍激烈辯論是否取締華僑抵制日本行為。
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荷印總督發表電臺講話，宣布對日作戰。之后，荷印各地方總督呼吁荷印各社團聯合抵抗日本侵略。荷印各地中華商會相繼表態支持總督的抗日聲明，組織相關保衛機構協助政府與救濟民眾。然而，一些荷印極端民族主義團體卻將其作為華僑和荷蘭殖民者合作的象征，而懷有敵意，并將日本視為“解放者”。這從另一個角度凸顯了本文的現實意義。
四、余論
抵制日貨既是中國近代民間反抗日本侵略中國的重要手段，也是近代國民外交的主要形式。如前所述，荷印中華商會和華商參與抵制日貨運動頻繁、持久、多元化，且呈現出區域、時間、群體的差異性特點，并引起華商經濟結構及組織的顯著變化。早期鑒于日本和荷印的密切經濟關系、華商自身不獨立的中介網絡地位，以及荷印殖民政府嚴厲的約束政策，中華商會領導下的荷印華商抵制運動多是被動的、消極的，以發報回應、發展國貨和募捐活動為主。同時，在華商內部，閩粵華商、新僑和土生華僑之間難以達成共識，矛盾重重，不同地區因華僑構成及中華商會內部成員的構成差別而使抵制態度各有不同。
從1919年開始，荷印中華商會逐漸擺脫“抵制無異于自殺”的認識，實質性地參與到抵制日貨運動中。全面抗戰爆發后，各個行業開展階段性徹底的抵制行為，伴隨著長期、規律的募捐活動，且與國民黨海外支部和中國政府駐荷印的外交部門及中共地下組織形成合作。在此過程中，華商內部閩粵之間的地區紛爭、新客和土生華僑之間的經濟和認知紛爭讓位于民族大義和家國存亡，華商內部形成了團結一體共同應對的局面，并逐步組建了統一組織。中華商會對與祖國相關的抵制日貨和募捐活動也從直接參與和領導，到成立華社統一慈善機構職能轉移，作經濟后盾。同時，隨著抵制日貨運動的演進，中華商會對華商經濟結構的脆弱性有了充分的認識，致力于推動華商在金融業、制造業和航運業的突破。
日本占領荷印后，中華商會的領導和成員都受到了巨大的打擊和報復，多數都被投入到日本的集中營，未被逮捕的華商，其財產也被沒收。荷印中華商會抵制日貨運動是荷印華僑歷史上的重要篇章，對華僑社會的歷史走向產生深遠影響。
（摘自:賈俊英：《近代海外華僑民族主義的多重面向——以荷屬東印度中華商會抵制日貨運動為例的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