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庚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愛國華僑領袖、實業家、教育家、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被毛澤東同志譽為“華僑旗幟 民族光輝”。陳嘉庚在新加坡僑居 60 年，期間他經商辦企業、傾資興教育、團結反侵略、改革易舊俗、直言辨是非。回國后，他不顧年邁體衰仍然不遺余力參政議政，直至其 1961 年 8 月 12 日病逝。陳嘉庚波瀾壯闊、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彰顯著他凝聚共識的智慧，集中體現了以“忠公、誠毅、勤儉、創新”為核心的偉大人格和崇高品質，與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一脈相承。
一、英雄領袖的誕生
在華僑社會中，財富無疑是良好社會地位的象征，但要取得社會德威、成為華僑社會的領袖卻不能僅靠財富而獲得。財富是陳嘉庚社會經濟地位的基礎，但他之所以能夠取得卓越的社會地位，則有賴于他履行的社會職責。他促進教育和社會福利，并積極投身于各種慈善事業，在20世紀20年代末建立了牢固的社會地位。陳嘉庚曾擔任新加坡道南學校的創始人之一、福建保安捐基金會主席、福建會館主席等職務，還參加過多個幫際組織。他在中國和國外為華僑社區做了大量社會、教育和政治性工作，贏得了極大的榮譽，成為新加坡華僑社區領袖。抗戰爆發后，南僑總會的成立則使得陳嘉庚不僅僅是新加坡華僑社區的領袖，而是整個東南亞地區華僑的領袖。
（一）從“福建幫”領袖到華人社區領袖
陳嘉庚從1923年起創辦《南洋商報》，鼓吹抵制日貨，就在華僑社會產生了很大影響。1923年擔任怡和軒俱樂部總理之后，陳嘉庚便致力于星馬華僑社會的各項活動，把怡和軒當成自己第二個家。怡和軒成立于1895年，成立的目的是團結福建幫的僑領。而后來，這個被人們稱為“百萬富翁俱樂部”的場所，變成一個“嫖賭飲吹的地方”。陳嘉庚擔任俱樂部總理之后，實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整頓會風，嚴明紀律、禁抽鴉片、禁止賭博；規定周六宴會必須準時出席，等等。更有重大意義的是，陳嘉庚大膽革除幾十年來只限閩幫富僑才能入會的舊規，歡迎各幫幫派或名流入會，而且在領導機構中鼓勵各幫幫領成為怡和軒的董事主席或委員。此舉使新加坡各幫華僑領袖或名流逐漸集中于怡和軒的旗幟下，陳嘉庚成為政治運動組織的核心人物。在陳嘉庚的領導下，怡和軒被改造成為組織南洋華僑開展政治和社會活動的重要陣地，成為“臥虎藏龍的所在”，也成為“陳嘉庚為社會與政治運動發號施令的第一個實力地盤”。
1929年，陳嘉庚被公舉為改組的福建會館的主席。陳嘉庚就任后，即加以改組，暫借怡和軒辦公，計劃從統一閩僑教育入手，逐步擴充會員，開展社會公益活動，革除婚喪嫁娶鋪張浪費、少年早婚、蓄童養媳等陋習。在他的銳意改革下，福建會館成為匯集新加坡閩僑特別是南廈、漳、泉華僑的基地，為陳嘉庚領導華僑社會運動提供了建設的后盾。改組后，陳嘉庚連任會館主席長達20年之久。在陳嘉庚的領導下，會務蓬勃發展而有生氣。會館中的五科都能各盡所能，使會館改變過去沿襲幾十年的迷信、奢侈之風，成為一個崇尚科學、主理教育、服務僑眾的機關。福建會館逐漸擺脫地緣幫派的局限性和狹隘性，從一個渙散的會館變成一個有組織、有戰斗力的團體，充分體現了陳嘉庚的卓越才能。主持福建會館，大大加強了陳嘉庚在華僑中的地位。
陳嘉庚特別強調愛國大團結。為促進華僑的愛國大團結，他提出要消除華僑社會中幫派間的隔閡。在主持福建會館期間，他曾指出：“全僑之團結，關于愛國心理之演進者甚大。……愛國與人民團結，實有至大關系。要愛國必須團結，既團結又要愛國。何以言之，愛國而無團結，則如一盤散沙，力量奚以集中。既團結而不愛國，則團結亦屬空泛。”
（二）團結抗戰的華僑英雄
在抗日戰爭中，陳嘉庚成為領導華僑團結抗敵的杰出領袖。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之后，陳嘉庚組織新加坡的籌賑會。在1937年8月15日召開的僑民大會上，陳嘉庚被推舉為大會臨時主席。大會決定成立“新加坡籌賑會”或“星華籌賑會”，陳嘉庚任主席。星華籌賑會開展工作時，陳嘉庚覺得馬來亞12區的籌賑會各行其是，缺乏統一領導，于是決定把馬來亞各區組織起來，成立總領導機關。此外，為進一步團結華僑，使籌賑救亡工作步調一致，迫切需要組織南洋華僑最高救亡領導機構。在此背景下，10月10日，南洋華僑籌賑祖國代表大會召開。大會決議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陳嘉庚被推選為總會主席。
在陳嘉庚的主持下，南僑總會團結廣大華僑，踴躍捐款，有力支持了祖國的抗戰。當時，南僑總會直接領導下的分支機構，在新加坡、馬來亞、北婆羅洲有20個單位，在緬甸、泰國、越南、香港、菲律賓有30個單位，在蘇門答臘、爪哇、望加錫、西婆羅洲有35個單位。其他間接接受領導的為數更多。南僑總會成立大會可謂是南洋華僑規模空前的大聚會，是一次南洋華僑大團結的空前盛舉，在華僑史上是不可磨滅的。陳嘉庚的華僑領袖地位進一步確立，他成為團結南僑、推動抗日運動的旗幟。在陳嘉庚的愛國旗幟下，大家同仇敵愾，一往無前，從人、財、物各方面支持祖國抗戰，在現代史上寫下了壯麗的篇章。
二、凝聚共識，促進僑務發展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由于東南亞地區華僑眾多、與當地抗日力量聯系緊密，中共把開展海外華僑工作作為推動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一個方面，尤其是注重做好華僑代表性人物的工作。陳嘉庚是中國共產黨的諍友，是華僑心向中國共產黨、心向祖國的楷模，亦是中國共產黨愛國統一戰線成功的范例。
（一）凝聚愛國共識，倡導華僑命運與祖國命運息息相關
陳嘉庚在經營企業過程中，遭受其他國家企業打壓，因抵制日貨工廠被焚燒，企業被迫收盤。陳嘉庚的僑居經歷使其深刻認識到，沒有強大的祖國做靠山，華僑猶如海外孤兒，祖國的命運和華僑命運的息息相關。辛亥革命后，他舉起民族大義之旗，從自身做起，傾資辦學、籌賑祖國，以期喚醒僑胞的愛國之心。1918年陳嘉庚通過倡辦南洋華僑中學，將南洋各幫派團結在一起。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后，他組織成立“山東慘禍籌賑會”，第一次把華僑抗日愛國力量團結起來。抗戰全面爆發后，組織“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為國內抗日送錢捐物，提供財力物力和人力支持，這是南洋歷史上華僑第一次不分地域、階層、信仰、職業，以愛國為宗旨的一家社會組織，這些行動提升了華僑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1947年，陳嘉庚凝聚全南洋華僑力量實現團結自救，反抗荷蘭欺侮華僑而制造的“巨港慘案”。新中國成立后，陳嘉庚不斷鼓勵僑胞，擴大愛國團結，展開互濟互助，支持祖國社會主義建設。陳嘉庚匯聚斗爭共識的實踐使分裂的南洋華僑普遍意識到，強大的祖國是僑胞的堅強后盾，挽救華僑危機，提高華僑地位，只有團結才能結成堅強的國民外交，才能維護華僑的正當權益。
（二）凝聚黨派共識，倡導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陳嘉庚在 1940 年回國慰勞考察之前，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還不夠深刻到位。自從他親自看到延安和重慶兩相對比的治理狀況，他的政治立場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前憂慮建國未有其人，茲始覺悟其人乃素蒙惡名之共產黨人物。由是斷定國民黨蔣政府必敗，延安共產黨必勝。”他在返回南洋過程中，一路走，一路宣傳，將在慰勞過程中的情況向各界匯報。在仰光福建會館，他報告了福建在國民政府治理下的慘狀；在馬來亞各地歷經約半個月時間，向該地華僑做考察報告，講述延安情況，回到新加坡后又召開閩僑大會做相關報告。在召開第二屆南僑總會期間，陳嘉庚與新加坡的國民黨代表唇槍舌劍開展斗爭，將其反動腐敗的真實形象公之于眾。1946 年 9 月 7 日陳嘉庚給美國總統杜魯門發函電要求停止援助蔣介石。陳嘉庚的這份通電震動了南洋的華僑社會，由此引發的南洋華僑社會的論戰凝聚了一批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力量。陳嘉庚不斷發表演講，引領和強化南洋華僑對國內局勢的認識。解放戰爭后期，華僑中出現為中共捐款捐物、回國參加對蔣作戰的熱潮，廣大南洋華僑經過認真思考，謹慎判斷，最終順應了歷史潮流，形成了信任和選擇中國共產黨的共識。
（三）凝聚政策共識，倡導僑情民意與僑務政策良性互動
陳嘉庚作為華僑代表，一方面，他將國內情況傳遞給海外華僑，使他們了解國內的政策和發展情況，以爭取華僑對新中國建設事業的支持。陳嘉庚回國參加新政協會議后，于 1950 年 2 月 15 日返回新加坡，他如實向僑胞報告回國的觀察和感受，解釋新中國的新民主主義政策，“正當的工商業，即使擁有百萬千萬的資本，發了百萬千萬的財富，都是會得到保護的”；對此僑胞反響熱烈，“僑胞對祖國的感想比過去好了許多，現在很多人了解到中國前途是光明的”。另一方面，他也將海外華僑的需求反饋給國內，推動國家僑務政策的制定和落實。他指出，“華僑們最迫切的要求是希望人民政府快些和當地政府建立外交關系，設立領事館，保護僑胞”。在陳嘉庚呼吁下，為了維護僑胞權益，“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益和利益”于 1954 年被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5 年萬隆會議期間，中國和印尼政府簽訂了關于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
三、倡辦華僑博物院
陳嘉庚在傾資興學的教育實踐中，不僅重視學校教育，創辦和資助了集美學校、廈門大學、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等一大批學校，而且關切社會教育，興建了華僑博物院等社會教育機構。陳嘉庚關心和重視新中國博物館事業是基于“報國”的赤子之心。他認為，振興工商業的目的在報國,報國的關鍵在提倡教育,而博物館是教育手段之一。
華僑博物院由陳嘉庚于1956年9月倡辦，1959年正式開放，是我國第一座由華僑集資興建的文博機構，既是我國第一家全面系統收集、研究、展示華僑華人歷史和業績的博物館，也是包括有古代文物展、自然標本展的綜合性博物館。大樓建筑面積四千平方米，正面六層，用優質雪白花崗石砌成，雄偉壯觀；陳列面積兩千八百平方米，藏品近萬件，分設“華僑歷史簡介館”“祖國歷史文物館”“自然博物館”三個館。華僑博物院在傳播歷史和科學知識，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激勵華僑發揚愛國愛鄉光榮傳統，增進中外人民的了解和友誼，推動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一）倡辦華僑博物院之緣起
1949年，陳嘉庚回國參加新政協，并到北京、沈陽、旅順、天津、上海等地參觀考察一些博物館。當時全國只有21座博物館,集中分布在少數幾個城市,且大多殘破不堪。陳嘉庚對我國博物館數量少、質量差的情況深為嘆惜。
陳嘉庚十分重視博物館在社會教育中的作用。他對新中國建設博物館提出了許多建議,并呼吁“博物館關系社會教育頗巨，數萬人口之小城市，即有設立之必要。”他表示，辦博物館是教育廣大民眾的好辦法，應該大力提倡。“博物館是文化教育機構的一種，與圖書館、學校等同樣重要，而施教的范圍更為廣闊。”“博物館的對象不限于學生或知識分子，一般市民，無論男女老幼，文野雅俗，一入其門都可由直觀獲得必需的常識。”
1956年9月，陳嘉庚親自撰寫《倡辦華僑博物院緣起》，詳細闡述了創辦華僑博物院的目的、意義、命名、規模等。他提到，“博物館的效用這樣宏大，故社會主義國家非常重視。蘇聯十月革命后，添設很多的博物館，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法日等國，以及各國殖民地設立博物館的也不少。我國在解放前只有極少數小型博物館。華僑在國外常見博物館，回到國內卻不多見，對祖國難免發生相形見絀之感。”“我認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是人民應盡的責任。我是華僑，很希望僑胞們也來盡一部分責任。因此，我建議由華僑設立一所大規模的博物館。”“館址可設在華僑故鄉出入國的港口，既可給國內人民公共應用，又可給歸國華僑觀覽。兩者皆受其益。”關于命名，陳嘉庚主張取華僑博物院之名。他認為，因博物院是華僑設立的，故應以華僑為名。又因博物院陳列內容的世界性，且合幾個博物館而成，故以博物院為總稱，以區別于內部的分館。
在華僑博物院開幕式上，陳嘉庚動情地說，創建華僑博物院“是為了表達華僑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深情厚意和作為華僑與國內人民感情聯系的紀念物；同時有助于普及社會主義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有助于國內人民對華僑、僑居地人民的風土人情的了解；并促進我國與華僑、僑居國的文化交流”。陳嘉庚創辦博物館的無私動機，體現了他重視社會教育的教育理念，表達了他愛國愛鄉、孜孜以報的赤子情懷。
（二）倡辦華僑博物院之實踐
陳嘉庚求真務實、身體力行，是一位勤于探索、勇于實踐、善于創新的博物館事業家，華僑博物院就是其社會教育思想尤其是博物館思想付諸實踐的寶貴結晶。
1. 精心籌劃，開拓創新
為建設華僑博物院，陳嘉庚不顧年邁，抱病遠赴全國各大城市參觀博物館，認真考察博物館業務。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陳嘉庚了解了中國博物館的歷史和現狀，認識了博物館發展的特點、規律和方法。他學習吸收國內外博物館的長處和經驗，結合華僑和廈門實際，提出了自己的建院方案。他還親自示意制作了宮殿式的陳列櫥，展現了中華民族古文化藝術的獨特風貌，古典雅致，匠心獨運。他設計了古樸雄偉的陳列大樓，連樓前的臺階都細加研究：“大門前的石階應為半月形，石階是大眾參觀博物院必經之地，要雅致美觀，且每階須寬一尺一寸較好上下。”此外，每層的陳列室沒有一根柱子，以拱形的梁來支撐樓板，兩側開設高大玻璃窗使展廳顯得寬敞明亮，陳列櫥擺于室中，既增加了陳列面積，也便于觀眾順序參觀，這也是陳嘉庚精心設計的。
2. 兢兢業業，矢志不渝
陳嘉庚為華僑博物院的建設日夜操勞，不遺余力。他率先認捐10萬元，而且對規劃、選址、籌款、撰寫緣起、征集藏品乃至設計陳列大樓和櫥窗、陳列品的布展等事宜均躬與其事，煞費苦心。院內陳列品絕大部分是陳嘉庚親自征集、收購的，多達七八千件，凝聚著他的心血和精力。其中，銅器、陶瓷器、書畫等是陳嘉庚在莊明禮、張楚琨二位同志協助下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征集而來，東南亞各國的文物、標本等則是陳嘉庚致函南洋僑團、僑胞以及廈大、集美校友會征集的。在華僑博物院修建期間，陳嘉庚已是83歲高齡，他仍堅持每周來工地巡視，對每項工作耐心指導，十分具體周到，體現出陳嘉庚兢兢業業、矢志不渝的態度。
3. 克己奉公，艱苦奮斗
陳嘉庚為巨商富豪，傾資興學，雖百萬千萬在所不惜，而不該花的錢，即使一分一毫也不浪費。他常常教導身邊的工作人員，事實要精打細算，切不可浪費。“木料要計劃好才剪鋸，短小不合用的木料要折價運回集美制作學生課桌椅等，一點也不能浪費。”“鋸好的杉木料，要用人字形或井字形疊放，這樣木料易干，不可堆積在一起”等等。1959年5月14日，華僑博物院舉行隆重的開幕典禮，會場布置簡樸而莊重。陳嘉庚當時已是八十六歲高齡，右眼已失明，卻仍堅持親自主持剪彩并舉行座談會。座談會開的熱烈生動。會后，他還親自帶領來賓參觀、介紹，從一樓走到四樓，沒有歇過腳。陳嘉庚總是一絲不茍、勤儉節約、率先垂范，其克己奉公、艱苦奮斗的高尚品格，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四、與中國共產黨的雙向認同
在陳嘉庚回國前，由于國民黨是“正統”，又值大敵當前，他曾經是堅定的“擁蔣派”，一心一意用戶蔣介石和中央政府，認為全國都應該在中央政府領導下精誠團結，堅持抗日。回國后，通過對重慶和延安、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比較后，陳嘉庚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轉變：對國民黨從擁護到深惡痛絕，對共產黨的認識則是從受欺騙蒙蔽的狀態轉向熱烈擁護。那么，共產黨是如何打動陳嘉庚的？陳嘉庚又是如何與南京國民政府決裂，轉而同情理解共產黨的呢？
（一）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抗戰前，由于國民黨在南洋華僑中推行黨化政策，遍設支部，拉攏華僑入黨，染指華文教育，使得當時一部分南洋華僑客觀上偏向于國民黨；在國內，國民黨不斷對共產黨加以圍剿及反動宣傳，不少僑胞并不了解國共兩黨爭端的真相。陳嘉庚對共產黨也有誤解，但隨著抗日戰爭的暴發，陳嘉庚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國共兩黨在民族存亡時刻的表現，特別是陳嘉庚的延安之行，成為其思想轉變的契機。
1940年春，為了解祖國抗戰的真相，旅居新加坡的陳嘉庚，帶著廣大華僑的殷切囑托，率團回到祖國慰問抗日軍民。他的第一站是戰時首都重慶。由于陳嘉庚積極組織“南僑總會”募集巨款支持國內抗日，對國內財政經濟起了很大作用，國民黨把陳嘉庚當作“大財神”，將歡迎陳嘉庚回國慰問當作一件大事來抓。按照蔣介石的指示，國民黨成立了陣容龐大的歡迎委員會，并在財政拮據的情況下，列支了充足的接待資金，僅宴請費用就高達8萬元——這筆錢在當時能買800頭牛！在舉國上下都處于抗戰的艱難困苦之際，國民黨卻如此消耗物力！陳嘉庚非常不悅。在重慶的60多天里，他聽到、看到的大多是國民黨的官僚主義、爭權奪利、貪污腐化，這讓陳嘉庚極為反感，也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充滿了憂慮：這樣的政府能領導全國人民共赴國難嗎？民族復興還有希望嗎？此外，在與蔣介石的接觸中，陳嘉庚開始認清國民黨的抗戰路線，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這與陳嘉庚“危機關頭槍口一致對外，共同抗戰到底”的觀點大相徑庭。重慶之行讓他感到窒息：“絕無一項稍感滿意，與抗戰艱難時計不堪適合耳！”
而此時，共產黨也不失時機地與陳嘉庚取得了聯系。在重慶的中共負責人董必武、林伯渠、葉劍英特地拜訪了陳嘉庚。陳嘉庚表示了訪問延安的愿望。不久，毛澤東從延安發來電報，正式邀請陳嘉庚到延安。盡管國民黨設置了重重阻礙，陳嘉庚還是“親往考察、以明真相”。
對于陳嘉庚先生，毛澤東心存敬意已久，早在閩西革命根據地的時候，他就聽說過許多陳嘉庚愛國愛鄉、傾資興學的事跡。以前在福建無緣得見這位愛國華僑領袖，毛澤東一直引以為憾，現在陳嘉庚不顧鞍馬勞頓親赴延安慰問八路軍將是和邊區人民，這種精神更贏得了毛澤東的敬佩。陳嘉庚此時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只是有所了解，但知之不多。他的心中存有不少疑問，需要在延安尋找答案。
1940年6月1日下午，毛澤東和陳嘉庚兩位傳奇人物緊緊握住對方的手——這是兩人第一次會面，大有相見恨晚之感。毛澤東約請陳嘉庚先生四點鐘到住處晤談，早就站在門口迎接。毛澤東在所住窯洞里接待了陳嘉庚，進行了第一次長談。這次和毛澤東的會面，給陳嘉庚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當前晚上，毛澤東設宴款待陳嘉庚。與其說是宴會，不如說是窮人家的家常飯。沒有地毯、閑話、美酒、刀叉，不拘禮儀，十分寒磣，而且是露天的，就在毛家窯洞外。吃的是毛澤東自家菜園里種的大白菜、豆角，最講究的是每人一碗雞湯。毛澤東懇請客人諒解，說實在拿不出什么好東西。雞湯是鄰居大娘家唯一的一只雞，正在下蛋呢，聽說有貴客臨門，悄悄宰了送來的。這天晚上，陳嘉庚悄悄對秘書張楚琨感慨說：蔣介石像皇帝，毛澤東像農民，“得天下者，共產黨也！”
陳嘉庚在延安度過了他畢生難忘的9天。此間，陳嘉庚始終堅持少說、多看、多問、多想的原則，尤其注意觀察共產黨領袖人物的言行，特別是毛澤東、朱德等人的生活情況。通過與各界人士廣泛接觸及深入細致的觀察了解，陳嘉庚打心眼里欽佩共產黨。在《南僑回憶錄》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心情：“余久居南洋，對國內政治，雖屢有風聞而未知其事實究竟如何。時中共勢力尚微，且受片面宣傳，更難辨其黑白……及至回國慰勞，并至延安，見其勤勞誠樸，忠勇奉公，務以利民福國為前提，并實行民主化，在收復區諸鄉村，推廣實施，與民眾辛苦協作，同仇敵愾，奠勝利維新之基礎。觀感之余，衷心無限興奮，夢寐神馳，為我大中華民族慶祝也。”
一回到重慶，陳嘉庚馬上召開記者會，直截了當告訴全國人民：延安讓我“如撥云霧見青天”，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為我大中華民族慶幸！”從此，陳嘉庚與國民黨分道揚鑣，對共產黨的態度由懷疑轉為同情和信任。在他的旗幟引領下，大量海外華僑華人堅定地站在了中國共產黨一邊，為支援抗戰、反對內戰、建設新中國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而中國共產黨也非常賞識陳嘉庚這顆民族之星。抗日戰爭一勝利，毛澤東主席便題寫條幅“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稱頌陳嘉庚。
（二）為新中國的成立而歡欣鼓舞
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的分歧和對抗日益尖銳。國民黨堅持獨裁賣國的政策，依恃美帝國主義的援助，急于消滅共產黨，恢復獨裁統治；而共產黨則從國家民族大義出發，為爭取和平與民主而斗爭。面對國共兩黨選擇的道路，陳嘉庚做出了明確的選擇，他站在人民民主陣線一邊，支持擁護共產黨。
蔣介石發動的全國內戰一開始，陳嘉庚便意識到，要求蔣介石政府還政于民是無望的。陳嘉庚一再抨擊國民黨挑動內戰的罪行，創辦《南僑日報》為擁護中國共產黨而吶喊。《南僑日報》的創辦得到中共中央大力支持，周恩來推薦夏衍任該報主筆。陳嘉庚甚至親自寫文章，對美蔣口誅筆伐，擦亮了海外華僑的眼睛。毛澤東充分肯定陳嘉庚的工作，曾為《南僑日報》題詞，“為僑民利益服務”。
在明辨是非的比較中，陳嘉庚認定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到人民擺脫恥辱與貧窮，建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基于這些認識，他將滿腔愛國之情都轉化為對共產黨的堅定支持與熱愛。解放戰爭中，人民解放軍的每一步前進的足跡，都令他歡欣鼓舞。
1948年3月蔣介石國民黨召開行憲國民大會，4月蔣介石就任中華民國總統。正值蔣介石黃袍加身、春風得意時，陳嘉庚以南僑總會的名義從海外扔給蔣一顆重磅炸彈：不承認蔣介石的總統地位，也不承認1946年蔣介石國民黨單方面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還以“預言家”的氣魄大膽預言在兩年內中共就能打敗蔣政權，中國良好政權就能建立起來。后來時局的發展正如陳嘉庚所料的那樣，朝著有利于人民的方向順利發展。
1948年春，陳嘉庚建議中國共產黨盡快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對抗國民黨政府。這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高度重視。4月30日，經毛澤東審改后的“五一口號”正式發布，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先打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隨之，中共中央開始籌備新政協。在政協會議籌備會上，陳嘉庚說：“由于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席的正確領導，人民解放軍的英勇戰斗，全國大部分土地已得到解放，海外華僑無不同聲歡慶。”相信“海外華僑絕大多數都會用戶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這時的陳嘉庚已從愛國的華僑資本家，轉變為熱愛中國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事業的革命者和建設者。他對共產黨的感情也更加深厚。
應毛澤東之邀，1949年6月5日，陳嘉庚抵達北平（京）。中共中央領導邀請陳嘉庚參政。可陳嘉庚一再推辭。在會見毛澤東時，他以“本人對政治是門外漢，并且國語又不通”為由再次婉拒。郭沫若即勸說：“心通勝似言通，我與蔣介石語言很通，但心里不通。”周恩來也勸道：“全世界沒有一個人能懂得所有國家的語言，國與國不是照常交往嗎？”此后，周恩來又一次次會見，談及陳嘉庚的參政可以更快地把廣大華僑和福建人民的心聲反映給黨中央，可便捷地為祖國建言獻策。陳嘉庚的心被打動了，終于“固辭不獲，勉為接受”。他在北京參與了建立新中國的籌備工作。
（三）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盡心盡力
陳嘉庚參與新中國開國國是后，到新加坡處理完未了的事務，便于 1950年回故里定居。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集美，為紀念為解放集美英勇獻身的人民解放軍戰士，9月8日他親自來到潯江之濱的鰲頭嶼啟土興工，他要“在鰲頭宮舊址建一堂皇人民政府勝利紀念碑”。毛主席應陳嘉庚請求為紀念碑題寫碑名：“集美解放紀念碑”。紀念碑高28米，象征著中國共產黨從黨的誕生到建立國家政權經歷了28年，基座上兩個層面上的八級和三級臺階象征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紀念碑的碑文是陳嘉庚親筆題寫的，內容主要也是紀念中國共產黨革命勝利。可見這紀念碑是陳嘉庚為紀念中國共產黨革命勝利而建。我們也可以看出陳嘉庚對中國共產黨有多么的認可與崇敬。
“我黨勝利”“曷勝興奮”，陳嘉庚雖是黨外人士，可他把中國共產黨當作自己的黨，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而自豪。他回到故里后，人民政府請他推薦地方政權工作人員的人選。他所推薦的全是共產黨員，有的擔任了廈門市郊區（轄現今的湖里、海滄、集美三區）的區委副書記，有的擔任了集美鎮的鎮黨委書記，有的擔任了集美鎮的鎮長。他向政府要求派遣的學村各校領導也都是共產黨員。同時，他親自組建集美學校委員會，“委員會由各校校長及公共機關主任十余人組成，正副主任委員及多數委員均系黨員同志擔任”。
君以國士待我，我必以國士報之。在新中國的建設中，陳嘉庚積極參政議政，他說：“黨和毛主席要我提，我就盡量地提。”陳嘉庚對中國共產黨推心置腹，知無不言，言無不盡。1957年 7月 2日陳嘉庚在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發言，全文 5000多字，直言不諱地指出一些共產黨干部的官僚主義。這次大會本是集中全力反擊右派的大會，唯陳嘉庚無所畏懼。
新中國成立后，陳嘉庚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
陳嘉庚一生與中國共產黨交往40年，并為社會主義新中國鞠躬盡瘁，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留下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使國家富強，使人民幸福”“我一生有許多愿望在人民政府手里都一一實現了”的感悟。
1961年8月12日，陳嘉庚在北京逝世。8月20日，他的遺體覆蓋國旗榮歸故鄉，在紀念中國共產黨革命勝利的紀念碑下長眠——人生歸宿也要傍著中國共產黨。
來源：中國華僑華人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