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合作論壇成立23年來，中國企業不斷加大對非洲的投資。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中國對非洲進出口值由2000年的不足1000億元攀升至2022年的1.88萬億元人民幣，累計增長超20倍，中國已經連續14年穩居非洲最大貿易伙伴國地位。中非經貿合作帶來的廣闊前景吸引了大批中國商人前往非洲投資創業。麥肯錫公司2017年的報告顯示，中國在非投資的企業已超過1萬家，且90%為私有型的華商企業。這些企業主要分布在南非、贊比亞、安哥拉、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等國家。尤其是近十幾年間，民營企業走出國門，投資非洲的趨勢明顯上升。雖然當前非洲中國移民創業的整體狀況仍處于小規模、邊緣型的低層次經濟活動層面，但新一批進入非洲的華商開始拓展經營方式。從行業上看，由餐飲業向制造業、房地產業延伸；從經營規模看，由小商鋪、個體戶向企業集團轉變。華商企業在進入21世紀后迎來“高速發展期”，如今已成為中國投資非洲的主體力量。華商企業通過人才培養、技術轉移、經驗傳授等方式，為推動非洲經濟的產業化發展和非洲社會的民生改善做出了諸多貢獻。
華商企業在非洲的社會適應問題備受關注，過往研究主要探討華商企業的發展歷史、經營狀況、生存挑戰等問題。但是，鮮少有研究從嵌入性視角出發，探討華商企業在非洲的社會適應狀況。華商企業在非洲的社會適應問題關系到中非合作的未來走向，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本文將對華商企業在非洲的社會適應策略及其社會適應模式開展研究。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一）文獻回顧
1.社會適應研究
在移民研究領域，社會適應概念主要用于解釋在原地區或原國家已經完成社會化的群體或個體，遷移到新國家后的再社會化過程。移民的社會適應研究既關注移居國社會對移民的整合和吸納作用，也強調移民如何通過一系列行為改造自身在新社會的生存處境。針對海外華商企業的社會適應研究主要包括兩類：一類研究旨在探究華商企業為改善自身在東道國社會處境而采取的一系列策略行動；而另一類研究旨在探究華商移民以及華商企業適應東道國社會的路徑模式。
海外華商企業的社會適應策略研究包括企業在管理方式、經營發展、社會活動等方面的策略性行動。例如，在企業管理方式上，家族式管理被認為是華商企業能夠從小作坊發展為大規模企業的成功經驗。在經營發展方式上，既有立足華人族裔市場、依賴少數族裔經濟的企業經營策略，也有積極開展本土化、旨在融入主流市場的企業經營策略。在社會活動方面，學者們認為華商企業可以通過參與和壯大海外華商組織、加入當地工會等策略實現企業的發展壯大。總之，華商企業的社會適應策略包含一系列復雜的行動。而對社會適應的模式探討則經歷了從同化論到多元文化論的轉變。最初學者們提出了“同化論”的分析視角，認為華商移民最終會放棄原來的文化和行為模式去融入主流社會。后來，學界逐步發展出“跨文化適應”的視角，強調不同族群文化的相互接觸、多元共存。例如，陳肖英提出了南非華商的“非零和適應模式”和“多元適應”模式，前者是指華商移民不以融入居留地文化為目的，而選擇保留自身文化；后者是指華商移民會保留一部分的自身文化，也認同主流社會的一部分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和文臻調查了斐濟華商的生存適應過程，提出“順適應”和“逆適應”兩種社會適應模式。“順適應”模式下的華商會保持中國文化特征，同時也接受移居地文化，與當地社會相融合；“逆適應”模式下的華商側重在當地的經商發展，與移居國文化產生分化、回避和誤解。但這些社會適應的策略和模式研究往往被置于“民族——國家”的分析框架中，或強調東道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對新遷入華商企業的影響，或強調華商企業的行動與提升經濟效益的相關性。這些研究忽略了具有自我能動性的華商企業能夠在東道國自主地改造生存環境，并且華商企業與祖籍國的聯系也會對其社會適應的過程產生極大影響。
2.嵌入性理論
“嵌入性”概念最早由波蘭尼提出，他認為市場社會是一種“嵌入式”系統，與非經濟制度聯系在一起，即市場經濟與社會演變相互適應。格蘭諾維特發展了“嵌入性”的概念，指出經濟活動嵌入于具體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并將嵌入分為結構嵌入和關系嵌入兩種類型。關系嵌入強調一對一的雙邊人際關系對個體經濟活動的影響，結構嵌入則強調個人所處的網絡整體結構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格蘭諾維特對嵌入性的解釋受到廣泛重視與探討。學者們繼續深入研究了經濟行為在社會系統中的嵌入機制。例如，佐金（Zukin）等人將經濟行為的嵌入形式劃分為認知嵌入、文化嵌入、結構嵌入和政治嵌入。其中認知嵌入是指主體在行動時只能保持有限理性，會受其原有思維意識的限制；文化嵌入是指主體行動時會受共享的價值觀和規范的制約；結構嵌入是指經濟行動涉及的社會關系網絡會對經濟活動的運作方式產生影響；政治嵌入是指政治、法律制度等外部制度框架能對經濟行為產生影響。古拉蒂（Gulati）和加奎羅（Gargiulo）進一步將嵌入性分為關系嵌入、結構嵌入和位置嵌入三個維度，來描述企業組織的嵌入性。隨著全球化的興起，一些學者指出跨國移民企業的經濟活動不僅嵌入于移居國社會系統中，也嵌入于祖籍國社會系統中。例如，周敏等學者提出“并行嵌入”的概念，研究移居國和祖籍國兩地的微觀社會關系網絡、中觀市場結構和宏觀制度環境的嵌入，如何對移民創業產生影響。任娜和劉宏提出“雙重嵌入機制”，認為移民企業家擁有雙重嵌入性，這是一種在祖籍國和移居國雙向積累經濟和社會資本的生存和發展策略。溫國砫等學者則提出“跨國連接”的概念，認為華商企業可以同時利用跨國資源和在地資源，實現企業在非洲的成功創業。
嵌入性理論中，嵌入主體的最終目標是與嵌入客體或環境相互契合適應，利用嵌入客體或環境中的資源實現自身目標。華商企業在非洲的經濟活動呈現出嵌入性特征，涉及政治、社會、文化等多維度的嵌入機制，從嵌入性視角出發能夠更深入地挖掘華商企業在非洲的社會適應情況。根據研究需要，本文將華商企業嵌入非洲社會形式分為社會嵌入、文化嵌入和關系嵌入三種類型。其中社會制度、政治環境是社會嵌入的重要方面；法律制度、價值觀念、宗教習俗是文化嵌入的重要方面；人際關系、社會交往則是關系嵌入的重要方面。
以往對華商企業的研究更多關注其如何在移居國實現經濟效益，而缺乏從嵌入性視角出發，對華商企業在不同嵌入形式下社會適應策略的研究。此外，本文認為非洲華商企業既嵌入于移居國的社會系統中，又嵌入于祖籍國的社會系統中。因此，本文將從嵌入性視角出發研究以下兩方面的問題：一是華商企業通過哪些行動策略適應非洲社會；二是華商企業與祖籍國的聯系會對其社會適應過程產生何種影響。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4家華商企業為研究對象，對華商企業在非洲的社會適應策略進行深入調查。這4家華商企業均是21世紀之后進入非洲的，在非經營時間超過10年，經濟效益高且企業規模大，是在非洲獲得較高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代表性華商企業。這些華商企業接觸和適應當地社會的經驗豐富，筆者可以更深入地收集到有關華商企業社會適應情況的相關資料。2022年10月-2023年6月期間，筆者對這4家華商企業的12名成員（包括企業家、華人管理層以及一線中國員工）進行了深入訪談，訪談形式包括面對面訪談（面向回國的華商企業成員獲取所需資料）和電話訪談（面向在非洲的華商企業成員獲取所需資料）。訪談內容包括4個方面：一是企業在非洲的發展歷程、經營管理情況；二是企業自成立以來與非洲社會各界的聯系與互動情況；三是中國員工在企業中的日常生活狀況以及中國員工與非洲員工的日常交往情況；四是中國企業與中國社會各界以及在非洲的華商社團、中國大使館、中國政府部門等在非華人社群的聯系與互動情況。
二、彈性交往：嵌入視角下華商企業的社會適應策略
非洲作為移居國，其市場環境、政治體系、社會規則和文化習俗都有別于華商企業的祖籍國——中國，尤其是非洲國家政治經濟制度多變、社會治安狀況普遍不佳，華商企業走入非洲后既要適應新環境也要應對各種風險。為此，華商企業會根據不同的互動場景，打破現有的條件限制，找準自身的角色定位，積極轉換行動策略，生成與非洲社會交往的經驗。總體來看，有避讓性策略、調適性策略和進取性策略三種行動策略。
（一）社會嵌入視角下的避讓性策略
由于非洲的生產資源多、價格便宜，而且運輸成本低廉，因此許多華商企業會在非洲選址建廠，進行生產經營，這是一種有利于快速融入非洲市場的本土化經營策略。這種在地經營生產的特點，也讓華商企業不可避免嵌入到非洲本土的政治社會生態中，受到當地政治環境和社會結構的約束。尤其當一些非洲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局勢發生動蕩，社會治安環境變差時，華商企業和中國員工就可能成為犯罪分子搶劫、攻擊的對象。身處這種動亂的政治社會環境中，華商企業必須采取措施保障自身安全。在這種社會嵌入的背景下，華商企業會采取避讓性的行動策略，這是一種以避免接觸、妥協退讓為主要行動方式的社會適應策略，其目的是為了保護企業自身的安全、規避在非經營的風險。
一種普遍的做法是通過空間隔離減少族際接觸。出于對華人生命安全的擔憂，華商企業會采取必要的措施和非洲社會保持一定程度的區隔，減少企業與非洲社會直接接觸的機會。我們調查的幾家華商企業為中國員工安排了封閉式的活動空間，他們需要集中住宿、集體生活。華商企業基本不支持中國員工在下班后離開工廠，即使外出也需要安排人員陪同。他們還會聘請非洲軍方人員或雇傭當地保安團隊在企業工廠外巡邏，為企業提供安保服務。這種做法的好處是便于對中國員工進行統一管理，保障企業人員的安全。華商企業不僅采取措施避免中國員工與外界的接觸，在企業內部也通過空間分隔的舉措避免兩類員工在生活起居上的混雜。比如，將員工住宿區域依照國籍區分；將員工食堂分隔為非洲員工的專屬食堂和中國員工的專屬食堂；為非洲員工提供獨立的宗教活動室，為中國員工提供單獨的娛樂棋牌室等。空間分隔的管理方式既提升了企業的組織管理效率，也可以避免雙方員工在缺乏交往經驗或不夠相互信任的情況下，由于接觸過多而發生摩擦與沖突，但這種空間隔離的舉措也意味著華商企業與非洲社會增進理解的機會減少了。
另一種做法是遇到和非洲人的矛盾或糾紛時，選擇妥協退讓、避免沖突升級。訴訟糾紛是華商企業在非洲經營時經常會遇到的情況。調查中我們了解到華商企業通常秉持“息事寧人”的心理，期望與對方私下協商解決問題。在華商企業看來，通過司法渠道解決市場糾紛會消耗企業大量精力，結果往往是華商企業自身“吃力不討好”。多數華商企業更愿意在一些利益和條件上做出讓步，避免和當地人對簿公堂，將事情鬧大。這一行動方式反映了華商企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沖突處理思維。
（二）文化嵌入視角下的調適性策略
中非文化差異體現在語言溝通、生活習慣、行為方式、管理思維等多個方面，華商企業與非洲社會開展接觸交往的同時，中非文化也在發生著交流和融合。文化嵌入導致的適應性挑戰具有多樣性，表現為中國員工和非洲員工在交流時容易產生沖突、華商企業難以對非洲員工進行有效的組織管理，以及華商企業在非洲市場規則下屢屢產生糾紛等。調適性策略是華商企業采取的一種應對此類文化差異和沖突的適應性策略。這種策略以遵守非洲社會制度、順應非洲社會文化為出發點，采取這種策略的目的是尋求與非洲社群達成相互理解進而形成共識。我們調查發現，4家企業有著相似的行動表現，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尊重非洲社群、理解非洲文化
華商企業在非洲的族際交往是一種跨文化交往，雖然在兩種文化的接觸過程中發生過摩擦和沖突，但華商企業主動打破偏見和歧視，以理解和尊重的方式進行回應。我們了解到A企業在創業的前兩年，發生過幾起中國員工辱罵非洲員工的事件，還引發了企業內部非洲員工的群體性暴動。為應對此類事件，A企業將不允許打罵和侮辱非洲員工寫入中國員工的管理手冊。手冊中列明相應的懲罰舉措：如員工有辱罵非洲員工的行為，核查屬實就酌情扣除500元-1000元人民幣工資；員工再次發生同樣行為的則被公司直接開除。A企業的總經理表示：“我們一直都和中方員工說，他們（非洲當地員工）不是工具人，他們也是企業的一份子，我們不能不去尊重他們。”在文化接觸的過程中，A企業愿意去順應當地習俗。企業的外聯部主管對此表示：“當地傳統的一些習俗我們必須要去遵守，我們有時候去村里簽協議，他們讓我們做一些古老的儀式，我們不會去笑他們，我們會尊重他們。”華商企業也維持著自身的文化認同，客觀中立地對待非洲文化，并不一味順應。談及對非洲宗教信仰的態度，B企業的總經理并不信仰非洲宗教，但是他表示會去尊重和理解對方：“這邊很多非洲員工都信仰宗教，我們中國人不信仰他們的神，但是我們也不會去嘲諷他們是迷信，所以我們和非洲人可以和平共處。”在這一點上，我們訪談的華商企業成員均表示，只要理解和尊重當地人，雙方的相處其實并不困難。
2.建設屬地化的管理團隊
華商企業出于減小用工成本等考慮，一般會大量雇傭非洲本地員工，本文調查的4家企業的員工本地化率均高于80%。華商企業必須根據非洲人力資源特點和族群文化背景調整管理方式。企業的一種做法是吸納本地優秀員工進入企業管理層，發展高素質的屬地化管理隊伍。A企業的人事部主管表示，他們生產車間培養的一個非洲小組長最多能直接管理上百個生產一線的非洲員工。B企業的創始人重視培養本地管理人員，“我都不用中國人去管理這些本地員工，我只負責管理非洲經理跟非洲小組長，非洲的經理和小組長對一線員工進行直接管理。讓中國員工去管理，他們容易和非洲人在語言和行為習慣上發生沖突，給企業造成很多麻煩。”屬地化的管理團隊內化了本地的社會規范和文化慣習，能夠更高效地與非洲員工進行溝通。D企業的總經理表示：“在企業管理上，我們會征求非洲秘書和非洲助理的意見，采用他們提出的管理方法。只要能把企業管理好，不發生矛盾沖突，我們不會去干涉他們采用的管理策略。”華商企業更多承擔著教育和培訓非洲管理團隊的義務，讓他們將學習到的規章制度、管理理念運用到實踐中，而在具體的管理措施上，華商企業信任其非洲管理團隊，并不過多干涉。
3.學習和遵守當地法律法規
企業經營涉及許多相關法律，需要與各類市場機構和政府部門打交道。在此背景下，學習和順應非洲的法律規范能夠保障企業的生存合法性、維護企業的經濟利益。企業一方面會雇傭當地律師學習當地法律法規，處理遇到的訴訟和糾紛事件；另一方面則是積極配合相關部門的要求和工作，規避經營風險。B企業在經營初期，遇到勞資糾紛問題時，嘗試過私下和員工解決糾紛，但是一些離職員工在事后仍舊多次向企業索賠乃至向法院控告企業。B企業的經理談到：“我們之前在勞動糾紛問題上就吃了很多次啞巴虧。后來向律師咨詢，他告訴我們，當員工跟雇主之間發生勞資糾紛時，可以通過勞工部出面解決。勞工部會告訴我們解雇流程以及應該怎么補償員工。在當地經營就是要不斷去學習他們的法律。”借助勞工部門的力量，B企業掌握了處理勞資糾紛的合法流程，也有效解決了和員工之間的糾紛。
（三）關系嵌入視角下的進取性策略
華商企業和非洲居民有著頻繁密切的往來，這是由于企業生產經營的在地化特征而發生的強制性聯系。比如在租賃土地上，華商企業需要與當地村莊商談議價，在架設電網上也需要征得周邊居民的同意。經濟化的關系嵌入令華商企業和非洲社會缺乏彼此信任，乃至爆發矛盾和沖突，因此進一步發展與當地社群的和諧人際關系成為華商企業的重要行動目標。在本土社會關系發展方面，華商企業往往會采取積極主動與非洲社群建立、發展和維持關系的進取性行動策略。這種策略的行動原則是積極主動接觸當地社群，以營造企業在當地的良好形象，獲得非洲社會的支持，實現企業長遠發展。
1.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獲得民眾支持
華商企業不可避免會接觸到本地居民，如果沒有妥善處理與居民的關系，會引發許多麻煩，諸如社區的失業居民聚集在企業門口鬧事，附近村委會強行增收地租等問題。我們調查的4家華商企業都會主動參與社會公益和民生服務，提高當地人對企業的信任和認可。如A企業通過多種形式的社會公益參與，獲得了極高的社會聲譽。第一，給周邊社區出資、出力修建道路、菜市場、學校等公共設施；第二，為周邊社區提供生活物資，諸如大米、蔬菜、肉、油等生活必需品；第三，給特殊人群提供金錢資助，如給社區老人養老費、給優秀學生助學基金；第四，給當地民生機構和組織捐款，比如給所在州的醫院提供資金、捐贈醫療器械。這些舉措不僅幫助企業收獲了民眾的支持，也間接推動了非洲社會民生的改善和發展。A企業的外聯部主管談到：“我們和周邊村莊保持了一個很好的關系，逢年過節我們什么都會送。這樣一來，當地老百姓也對我們外資企業更加認可。”華商企業也重視與當地機構合作進行公益活動的推廣，進一步提升當地社會對企業的良好印象。B企業在組織慈善活動時會主動尋求當地警察部門的合作，確保慈善公益活動進行順暢、宣傳到位。“每次慈善活動，警察局會出動警力幫我們維持現場。人員到場以后，我們一定會自己下去派發，讓當地老百姓都知道是我們中國人在做慈善，所以我們也受到當地人的歡迎。”
2.加入非洲本地的商業組織，推動自身發展
我們調研發現，一些華商企業會加入非洲的行業協會。行業協會是一種開放性的商業組織，這種商業組織的主要作用是制定行業規則、共享商業信息、維護企業利益。在行業協會中，華商企業可以參與討論如何分配市場份額、如何給產品定價，可以共享最新的行業政策和商業信息。掌握這些知識、信息有助于企業的生產經營。我們對C企業的調查發現，行業協會能夠以組織團體的力量促成非洲政府對市場政策的調整。2004年，尼日利亞政府頒布禁止41項進口產品政策，其中包括禁止從中國進口鞋子的政策。這一政策的頒布直接限制了C企業在尼日利亞生產鞋子的可能性。為了應對危機，C企業聯合了幾十家同行企業成立的行業協會，以協會組織的名義與尼日利亞政府商談產業政策，促使政府同意半成品加工業務的進行，該企業也因此順利渡過危機。C企業的行動，其目的只是為了給自身爭取經營許可、實現生存發展，但這一行動還進一步促成了非洲的市場制度變革，推動更多外資企業在非洲開展經營活動。
3.建立良好的政商關系，獲得當地政府支持
華商企業重視建立和維持與當地政府的良好關系。當華商企業和周邊的社區居民發生矛盾分歧時，非洲的基層執法部門能夠作為調解方促成雙方的糾紛和解。A企業某位受訪者說：“警察局對我們幫助很大。有時候我們遇到社區問題，局長會從他的角度出發告訴我們他有什么經驗，要怎么處理。我們平時和當地州警察局的關系也處得比較好，他們政府有什么訴求，也會對我們說。”當華商企業的經濟規模和社會影響逐步擴大后，企業家還會積極與當地政府官員發展友好的政商關系。D企業的創始人擁有許多政府高層朋友：“我們華商跟當地的政府高層也會經常開party，經常有交流和合作。”
綜上所述，避讓性策略、調適性策略和進取性策略構成了一種彈性化的行動策略選擇體系，使企業得以維持著與非洲社會的理性交往，提升對非洲社會適應能力。企業選擇避讓性策略并不代表企業無法適應非洲社會，這是企業在某種情況下的最優行動方案，當企業生存的外部環境處于治安不穩、政局混亂等高風險狀態時，選擇妥協退讓是企業能夠保護自身的最佳策略。而企業選擇進取性策略也并不代表華商企業已經完全融入非洲社會，這是由于企業生存的外部環境穩定包容，社會排斥程度小，此時企業主動與非洲社會發展關系，更易獲得外部資源的支持。可以看出，華商企業在適應非洲社會的過程中，既沒有選擇完全同化于非洲的社會環境，令自身失去自主性，也不是消極地與非洲社會隔離，令自身成為一座孤島。在不斷的實踐過程中，華商企業始終維持著自主的行動意識，調整著與非洲社會的互動尺度，營造著彈性化的行動空間，以提升對非洲社會的生存適應性。
三、母國依賴：華商企業的社會適應模式
上述三種行動策略是華商企業形成的應對非洲環境變化、平衡與非洲社群關系的實踐經驗，是華商企業具有社會適應能力的表現。那么，華商企業為什么能夠擁有這種張弛有度、進退有距的行動能力？是哪些因素支持著企業的社會適應過程？從嵌入性視角出發，我們發現源自母國的各類資源也嵌入于華商企業在東道國的社會適應過程中。借助源自母國的各類資源，華商企業能夠更好地實現在東道國社會中的生存和適應目標。
（一）人力資本賦能
步入21世紀后，中國傳統產業結構飽和生產成本不斷上升，中國政府鼓勵企業走出去投資非洲，促進中非產能互補。非洲的多數國家是傳統農業國家，雖擁有豐富的生產資源和人力資源，但仍處于工業化和信息化初期，勞動力技術水平較低，因此華商企業走入非洲后，還需要依賴中國人力資本以實現經濟發展。
首先，員工作為中國技術資源和知識資源的載體，是華商企業維持跨國經營模式的重要支撐。我們調查的4家企業都在非洲建設了生產線，大量雇傭當地工人進行生產作業。但這些企業仍會在中國境內成立分公司，招聘中國員工協助非洲企業的生產運營。比如，C企業在國內成立了研發部門，招聘國內創新型人才設計最新的女鞋單品；A企業在中國成立人事中心，由中國人事專員負責跨國勞務招聘，向非洲公司輸送中國人才。C企業的創始人認為：“非洲本地的基層員工很好招聘。但我們需要的技術工人、高級員工只有在中國這邊才能找到。”依托中國員工的力量，華商企業成功實現了中國技術優勢和非洲資源優勢的跨國整合。
其次，華商企業在非洲的經營活動也離不開中國員工的幫助。一方面，中國員工隊伍能夠幫助企業克服生產困境。我們對A企業在尼日利亞建廠和生產經歷進行了調研，A企業在2012年將一支由中國工程師組成的技術團隊帶往尼日利亞共同創業。尼日利亞當地的生產條件落后，國家供電能力低，正常情況下一天只能供電2-4小時。為克服這一生產困境，企業積極組織中國工程師團隊自建電力專線，保障了企業的生產用電。另一方面，中國員工可以協助企業的組織管理。一位人力資源部主管表示，“在中國我們可能只需要一個工人，在這里要求可能就更高了，要教會他們做事。當地員工沒有受過教育，他們不知道自己要具備什么技能。我們會定期對員工進行包括設備操作、勞保、安全、車輛使用等最基礎的培訓，讓他們達到我們的要求。”非洲本地員工多數沒有接受過教育，缺乏基本的專業知識、職業素養和技能，中國員工在企業內需要承擔培訓和引領非洲員工的職責，提升全體員工的技術水平和職業素養。
可見，中國員工具有的知識、技能、素養是企業難以在非洲本地獲取的人力資本。這種源自母國的人力資本可以幫助華商企業成功接軌非洲主流市場，實現經濟增長。中國員工在賦能企業的同時還改善了非洲本土的基礎設施條件，提升了本地員工的技術能力，給非洲社會帶來積極影響。
（二）政府層面參與協調
華商企業是中國與非洲公共外交的重要載體，是中國海外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華商企業即使身處異地也能夠與中國政府資源實現對接。當企業在非洲遭遇難以依靠自身力量解決的生存困境時，中國政府能夠為華商企業提供所需的幫助。
第一，回應華商企業在非洲的生存發展訴求。政府相關部門會邀請或組織在非華商企業家回國參加世界華商大會、僑務工作會議等交流活動，關心他們在移居國的發展情況，商議經貿合作政策的發展空間。借助這些機會，華商企業將自身在非洲發展遇到的挑戰和相應訴求反饋給政府部門，而政府部門則將之作為相關政策調整的重要依據，幫助減少企業在非洲的生存和經營阻礙。
第二，幫助華商企業提升在非形象。我們在調查中了解到，中國駐非使領館經常拜訪華商企業并倡導華商企業履行對非的社會責任、參與對非社會公益，同時為華商企業聯絡當地政府，促成公益活動的成功舉辦。使領館也會為有意愿成立公益性組織或社團的華商企業提供官方證明、經費支持和咨詢服務，幫助華商社團組織起來。
第三，協助企業安防，保障華人在非的利益和安全。2004年，非洲第一個“警民合作中心”在南非設立，這是由華商企業主導、中國大使館和南非警方參與協調配合的公益性組織，宗旨是維護海外華人安全，打擊涉僑違法犯罪行為。截至2022年，警民合作中心先后在南非全國成立12家省級中心。“中國公民在南非遭遇搶劫和綁架案件后，中國使領館都會第一時間聯系警方高層，并同南非華人警民合作中心一道積極營救人質，盡最大努力為受害者家屬提供各類幫助。中國使領館也會督促警方加大破案力度，盡早逮捕涉案嫌疑人。”
中國政府的對非戰略強調合作共贏。在這一背景下，政府部門支持華商企業在非洲扎下根來，成為中非友好合作的橋梁，推動中非合作的深化。
（三）族裔商業網絡助力
華商網絡是華商企業家在中國文化背景和共同利益驅使下以血緣、地緣、業緣等人際關系為基礎，按照一定原則組織起來的族裔商業網絡，以地緣性的同鄉會、業緣性的商會和行業協會、公益性的慈善協會等華人社團為組織形式。華商企業進入非洲的發展初期，與祖籍國社會網絡的聯系弱化，游離于本土社會網絡之外，此時遍布非洲的華商網絡成為華商企業積累本土社會資本的重要渠道。
首先，非洲華商網絡可以通過內部成員的互助積累本地社會資源。C企業創始人在尼日利亞建立了一家同鄉商會，并分享了他的行動初衷：“我們成立商會的目的是守望相助，我們個體的資源很少，但我們有的企業跟當地稅務部門關系很好，有的企業跟警察部門關系比較好，那我們就和當地各個部門都聯系得上，可以做到優勢資源的共享。”成員企業各自擁有的本土社會資本在華商網絡中聚集、流動和共享，促進成員企業更好地嵌入本地社會關系網絡中。
其次，非洲華商網絡能夠形成群體效應，維護華商企業的群體利益。個體企業勢單力薄，而制度化、組織化的華商網絡能夠形成群體效應，擁有遠超于個體企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B企業的創始人是南非僑領，在當地政府部門對華商企業進行突擊檢查或有意刁難時，他會以僑領身份出面與之交涉并反映華商的意見與訴求。“我們當初成立這些商會是為了抱團取暖、師出有名。我們有一定規模后，和當地政府部門談判的籌碼就多了，他們也不會欺負我們，這就可以更好保護華人的合法權益。”可以說，組織化的華商網絡為華商企業與當地社會開展平等交流、構建良性互動提供了組織保障。
最后，非洲華商網絡可以增進非洲政府對華商企業的信任。華商組織承擔著推動中非合作的職能，商會組織與中非兩國政府擁有許多合作交流的機會，華商企業能夠借助這些契機獲得非洲政府的認可。比如，2019年11月，在尼日利亞福建省華商商會以及埃多州A企業（該企業是商會成員）的積極促成下，尼日利亞埃多州州長應邀前往福建省福州市舉辦招商推介會，為尼日利亞引入了一批新的中國企業。這次活動增進了該州政府對A企業的信任，并推動雙方加深合作關系。2022年，A企業聯合周邊的華商企業成立埃多州華人商會，成立之初就與州政府合作籌備了一場捐贈當地社會的儀式，獲得了良好的社會反響，A企業在尼日利亞的社會地位也更上一層樓。
總之，族裔商業網絡的力量可以幫助華商企業積累本地社會資本、維護企業合法權益、增進政府對企業的信任，從而幫助華商企業向上流動，在非洲移居國社會成功立足。
（四）融入母國文化經驗
中國員工和非洲員工的接觸一開始只停留在職能性互動層面，在語言、文化、行為習慣等方面隔閡較深，時常發生族際摩擦和沖突。為解決這一問題，華商企業嘗試將中國文化經驗嵌入跨文化管理過程中，最終實現非洲員工對華商企業的組織歸屬。
家庭觀念是中國傳統社會增進群體組織內部信任感的重要方式。調查中我們發現華商企業重視對非洲員工家庭文化觀念和集體意識的培養。A企業總經理認為，非洲員工“更自我，家庭觀念相對薄弱”，“他們那邊的男人不顧家，女人在家帶孩子，男人在工廠打工賺錢，賺到錢很快就花完，不為家庭儲蓄。所以我們平時就給他們培訓中國的文化，告訴他們要對家庭好，要承擔責任。慢慢他們也接受我們的思想，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價值觀。”A企業一方面通過發放結婚禮金祝賀非洲員工成家立業，定期家訪敦促非洲員工重視家庭生活等方式培養非洲員工的“小家庭”責任意識。另一方面則通過組織中非員工一起過集體生日會，號召中非員工同臺表演慶祝中非節日，鼓勵非洲員工參與企業創辦的月刊的供稿，獎勵優秀的中非員工同游中國等方式，給非洲員工介紹中國文化，夯實“企業是中非員工共同的大家庭”的集體意識。以“小家庭意識+大集體意識”這兩種方式重塑非洲員工的價值觀念，培養非洲員工對企業的組織歸屬感。
華商企業還會通過“中師非徒”的人際關系塑造，引導中非員工的族際交往從淺層次的工具性聯絡轉向深層次的情感性聯系。“中師非徒”關系是經驗豐富的中方員工（師傅）和經驗較少的非洲員工（徒弟）建立的一種人際關系。中方師傅可以傳授非洲徒弟經驗和技術，幫助非洲徒弟提高專業技能，實現個人發展。A企業實行著“中師非徒”的組織制度，“我們公司是師徒制的，當地員工稱呼我們中方員工為master，就是師傅的意思。非洲員工一開始什么都不會，他們是作為徒弟跟著師傅來學技術的，我們就用這種師徒文化，用這種師傅傳道授業的理念去提升非洲員工的技能。”發展出師徒關系的中非員工，他們的交往不再是簡單的職能性聯絡，而是逐步向情感性交往轉變。中國師傅以長輩身份培養、教育、督促非洲徒弟，非洲徒弟的優秀表現可以讓中方師傅倍有成就感。非洲徒弟以師傅為榜樣，從中方師傅身上獲得尊重、激勵和關懷等情感支持，師徒之間相互信任，彼此認同，進一步幫助非洲員工融入企業組織中。A企業的中方翻譯談到，“中方員工跟非洲員工不只是干活與安排被干活的關系，更多還有一個師徒關系，一個情感在里面。師傅會去關心徒弟工作上、生活上有沒有什么困難，去跟他聊一下天，談一下心，幫助徒弟解決問題。”
由此可見，華商企業步入非洲社會后，并非單向適應非洲文化，而是積極利用自身擁有的中國文化經驗實踐著中非文化在企業情境中的互通互融。
四、結語
21世紀以來，在中非合作不斷推進的背景下，中國企業赴非創業蔚然成風。就現實情況來看，當前有一批華商企業正在經歷從走入非洲轉向扎根非洲的變化，這些企業在非洲各地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積極適應非洲的社會環境。結合本文的研究發現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下兩點結論。
第一，華商企業在非洲形成了一種彈性化的社會適應策略體系。華商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深刻嵌入于非洲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并引發了一系列適應性挑戰，這要求華商企業通過不同的行動策略予以應對。在實踐基礎上，華商企業形成了一種彈性化的行動策略體系以提升對非洲社會的適應能力，具體包括避讓性策略、調適性策略和進取性策略。其中，避讓性策略旨在應對環境壓力，改善社會排斥；調適性策略旨在融合非洲社會規范，達成族際共識；進取性策略旨在積累社會資本，尋求可持續發展。三種行動策略并不是線性遞進關系，而是企業在不同情境下的自主選擇，呈現進退有度、彈性靈活的特征。這種彈性化的行動策略體系表明華商企業的社會適應過程是一個動態的學習過程。華商企業不斷接受非洲新環境中的事物，與當地人積極開展交流互動，發展在當地的社會關系，吸收當地的規范和價值觀念，在不斷的學習實踐過程中提升了對非洲社會的適應能力。
第二，華商企業在非洲的社會適應是一種依賴母國資源的社會適應模式。在移民還是一種永久遷移現象的近現代時期，與祖籍國的微弱聯系很難為海外華人融入東道國提供支持資源。早期遷往海外的華人移民或華商企業更傾向于同化于當地，來獲得東道國各類優勢資源，實現自身的社會適應。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全球通訊和交通技術不斷進步、中國政府對海外移民的作用更加重視、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成果日益豐碩，華商企業與祖籍國的聯系不斷加強和深化。華商企業可以汲取各類有形與無形的母國資源運用到其社會適應的行動中。其中母國人力資本能夠助力華商企業在非洲的經濟發展；母國政府會積極參與到跨國場域中，協助改善華商企業的生存環境；族裔商業網絡可以幫助企業發展本土社會關系，助企業在非洲社會立足；母國文化經驗則是華商企業用于培育非洲員工組織歸屬感的有力工具。這種依賴母國資源的社會適應模式說明，移民企業既深刻嵌入于東道國的社會系統中，也持續嵌入于祖籍國的社會系統中。源自祖籍國社會的各類資源可以通過移民的社會適應活動，被運用到東道國社會的發展建設過程中，對東道國社會產生積極影響。移民企業依賴母國資源的社會適應行為在改善自身社會處境的同時也積極改造著東道國的社會環境。一方面，華商企業在非洲積極開展社會適應行動，通過彈性化的社會適應策略不斷生成與非洲社會交往的經驗，提升對新社會的適應能力；另一方面，華商企業能夠將源自中國的各類資源帶入并整合到非洲的社會發展過程中，為非洲社會帶來新的變化。
（摘自：林勝、尚李珍：《彈性交往與母國依賴：嵌入性視角下華商企業在非洲的社會適應研究》，《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