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以來，隨著歐洲現代國家和民族建設進程的加快，“邊界”概念風生水起，邊界研究也迅速發展起來，到20世紀已成為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等眾多學科的研究熱點。在我國的民族學界，不少研究從邊界視角對民族關系和民族認同進行了探析，如王明珂、納日碧力戈、周大鳴等知名學者的研究。海外華人族群是世界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眾多學者已對海外華人的族群認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大多數海外華人具有雙重或多重認同，即應該區分海外華人的國家認同、族群認同和文化認同。不少研究表明很多海外華人仍具有較強的族群認同，或較強的族群韌性。從族群邊界的視角看，海外華人的族群認同是否表明海外華人具有較強的族界意識？但至今為止，學界從族界視角探索海外華人族群認同的研究仍相對較少，學界對海外華人的族群邊界和族界符號等問題也關注不多。因此，本文擬從邊界的視角，就海外華人的族群邊界、族界符號與族群認同進行初步的實證探索，試圖為族界研究提供新的個案分析，并為海外華人的族群認同研究提供新的理論視角，豐富華僑華人研究的理論建構。
一、族界、符號與認同
“邊界”的英文對應詞為“border”或“boundary”。“border”一般用來指代國家或政體之間的界線，“boundary”更多地指代地理和社會的各種界限。國家、地區和地理的邊界也許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體，而社會和文化的各種界限卻是抽象的主觀意識，也就是人的大腦認知。從廣義上看，邊界是造成社會和空間區分的地方、個人和群體間的差異類別。但在種類和內涵上，“邊界”是個紛繁復雜的概念。例如，族界研究的開創者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就歸納出“邊界”的三個內涵：其字面意思是劃分地區的地理界線；從抽象意義上看，“邊界”是為區分社會群體而做出的限定；從認知角度上看，“邊界”是為區分不同思維類別而設定的模板。由于邊界種類繁多且無所不在，本文只集中于族群邊界的討論。
（一）族群邊界
何為族群邊界？其實，巴斯在其經典的著述中并未對族界概念的內涵進行系統化的論述和理論構建，他只提出“（族群）調查的主要中心點就是定義群體的族群邊界，而不是群體所附帶的文化特質。盡管他們可能有相應的地理邊界，但我們必須關注的邊界當然是社會邊界”。后來，族界研究者們紛紛對巴斯的經典論述進行闡釋和拓展。綜合起來，較為常見的族界定義是：族群邊界不是實際的地理界限，也不是族群的文化差異，它既是一種社會界限，也是人們認知上的一種“類別區分”。也就是說，從社會角度來看，族界是一種群體分類實踐，是實體性的社會事實；從認知角度來看，族界是一種區分差異的認知性結構，是人們看待族群的一種方式，是人們心智的一種不斷圈劃“自我－他者”的傾向或意識。為區分社會性的族界和認知性的族界，也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把認知性的族界具體化為“族界意識”。
在族群研究中，族群邊界一直被認為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不是自然或自然法則的既定事實。同時，族界研究者也從不同的角度對族界的建構進行探索。例如，美國學者安德里亞斯·維莫（Andreas Wimmer）結合馬克斯韋伯和布迪厄的族群分類及政治機制理論，從社會和政治的角度出發，指出族界是社會場中行為者分類斗爭和協商的結果。我國學者范可則從主體互動的角度，指出族界是在不同族群的“遭遇”之際才體現出來，即族群成員的“他我之別”產生了族界。
由于族界具有復雜多層的內涵，研究者們必須對其進行概括和分類，才能對這個紛繁復雜、高度抽象的社會現象及大腦圖式進行系統、全面和細致地考察分析。
1.分類：社會邊界和象征邊界
在族界的分類上，維莫認為，族界包括類別和社會或行為兩個維度。類別維度指社會分類的行為和集體表達，社會或行為維度指個體連結和疏離所導致的各種關系的日常網絡。在個體層面，類別維度和行為維度呈現為兩個認知方案：一個把社會世界劃分為社會群體——“我者”和“他者”，另一個提供了行動的腳本——如何在特定情況下與被歸為“我者”或“他者”的個體發生聯系。維莫指出，只有當這兩個維度碰巧重合，當世界觀與行為方式一致時，社會邊界才會產生。
米歇爾·拉蒙特（Michele Lamont）等人則把邊界分為社會邊界和象征邊界。社會邊界指社會差異的客觀形式，體現在穩定的交往行為模式中，典型的社會邊界有社會排斥、階級區分和種族隔離等。象征邊界（symbolic boundary），也稱符號邊界，指的是社會行動者對物體、人、實踐甚至時間和空間進行分類而做出的概念性區分，它將人們分成不同的群體，并產生相似感和群體成員身份，是人們獲得地位和壟斷資源的重要媒介。象征邊界存在于主體之間，通過禁忌、文化實踐和態度、好惡模式等得以體現。按照拉蒙特的這個邊界分類，族群邊界也相應地劃分為族群社會邊界和族群象征邊界兩種。族群社會邊界可理解為存在于現實和社會中的客觀族群區隔，如族群社團、族裔飛地等；族群象征邊界則指族群成員對族群類別和差異的主觀認知，就是巴斯等人所提出的“類別區分”。
2.考察：族界符號
如果我們把族界分為族群社會邊界和族群象征邊界，那么，如何對其進行考察？也就是說，族界的存在具有哪些表征或外顯符號？由于族群社會邊界是顯性的社會現象或個體行為，如居住區隔、社交網絡等，因此考察起來相對方便和直觀。但作為主觀認知的象征邊界就較為隱蔽和抽象，需要通過其外顯符號進行考察。那么，何為族群象征邊界的外顯符號呢？
在早期的族界理論建構中，巴斯強調族群調查的重點應該放在“定義群體的族群邊界，而不是群體所附帶的文化特質”，其理由是標志族界的文化特征可以變化和遷移，而族群成員和外來者之間可能持續存在“二元性事實”。也就是說，巴斯認為族群的存在和族界的維持主要取決于族群成員的“歸屬”認同，即族群成員對“我者”與“他者”的區分認知是族界的符號，而不是族群的文化特質。
然而，一些研究者對巴斯的主觀認知論提出了反駁意見。有學者認為，族界是一套決定成員資格和區別外人的標記和規則，群體使用這些標記與其他族群相互區別，以此劃開彼此的界限。也就是說，族界符號就是每個族群所特有的一整套價值、規范、關系模式、社會地位等級和行為模式等標記和規則。從廣義上看，這些標記和規則就是族群的文化特質。社會學大師涂爾干（Emile Durkheim）也說過，象征邊界就是成員“對神圣與世俗的共同定義、相似的行為準則以及對儀式和禁忌的共同遵守”，即世界觀、行為準則、儀式和禁忌等都是考察象征邊界的符號。還有學者指出，族群文化的客觀存在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社會事實”，因為族界不是“空洞”的存在，而是文化的刻寫。他們認為，族群本身就是文化的載體，而文化又是族群身份顯現的符號。其實，對于族界與族群文化的關系，巴斯后來也不得不承認族界是一個復雜的文化模型，是各種思想的綜合體，具有廣泛的文化蘊涵。在其經典文獻《族群與邊界》的導言中，巴斯就明確指出，維持族界的基礎是族群成員具有一致的評價和判斷標準，即族群成員基本上“玩的是同一種游戲”，而“作為另一族群的二元化的他者則意味著對共同理解的認可是有限制的，在價值觀和行為的判斷標準上存在差異”。他說：“在一個族群中，其中心的和文化的價值制度和行為可以深刻地參與其邊界維持。”簡而言之，除族群成員的主觀歸屬感外，其評價標準和價值觀等文化特質也應該納入族群象征邊界的考察符號中。
維莫綜合上述的主觀歸屬和客觀文化特質兩個維度，在《族群邊界構建》（Ethnic Boundary Making）一書中采用了三個案例綜合考察族界的構建和維持：第一個是對瑞士三個多族群的工人階級居住區進行訪談，考察該區居民對“我者（insider）”與“他者（outsider）”的主觀認知；第二個是對臉書上的一個美國大學生群體進行社交網絡分析，考察其上傳到臉書上的朋友照片，研究其朋友圈和社交行為；第三個采用“歐洲社會調查（ESS）”的數據，分析歐洲少數族群與主流族群的價值觀差異及其原因。可見在維莫的實證研究中，“我者與他者”的劃分標準、社交行為和價值觀差異都是考察族界構建和維持的符號。
綜合以上的文獻和研究，本文認為，族群邊界的考察應該從社會邊界和象征邊界兩方面進行：一是考察體現社會邊界的群體和個體的社會行為，如居住格局、族際通婚和社會交往等；二是考察其象征（符號）邊界，即考察族群成員的主觀歸屬認同及其對族群的類別和差異區分，具體表現在族群成員對“我者”與“他者”的劃分和對族群文化差異的看法等。總而言之，族界的考察應該包括行為和認知兩個方面，并側重調查行為者的主觀認知。
（二）族界與認同
由于族界理論對主觀認知的強調，學界普遍認為族界理論就是族群認同研究的一種理論。有學者指出，20世紀中后期以來，關于族群認同的理論層出不窮，其中有以巴斯為主要代表的族群邊界論，以安德森和蓋爾納為代表的民族想象論，以及工具論、原生論、符號論等。巴斯族界論的中心論點就是族界是由族群認同生成和維持的，可見族界與族群認同之間的密切關系。
關于族群認同，巴斯把之定義為“行動者自我認定的范疇歸并”，并強調“歸屬”是族群的關鍵特征。維莫繼承了馬克斯·韋伯的觀點，也把族群認同界定為“建立在共同祖先和共享文化信念上的主觀歸屬感”。陳志明先生也多次強調華人族群認同的主觀性，其引用的例證就是馬六甲的峇峇人一直認為自己是“華人”——“東南亞講馬來語的華人”。當然，陳志明先生并不認為族群認同只是主觀的歸屬感，而是“包括三個部分：標志、主體意識和構成認同的共同特性的客體特征”。陳志明指出，族群認同的一個重要標志是語言，但語言的喪失并不一定意味著族群認同的喪失，因此必須區分文化認同和族群認同。另外，很多學者也指出，族群認同在于自識（self-ascription）和他識（ascription by others），即“他者”的存在和態度是族群認同產生和維持的重要因素之一。
王明珂吸取了巴斯的邊界理論，從華夏邊緣（邊界）角度研究華人族群認同問題。他既贊成“根基論者”（primordialist）的立場——族群認同是人們從其生長的社群中所得到的根深蒂固的社會與文化身份，也支持“工具論者”（instrumentalist）的觀點——族群認同是人類資源競爭與分配的工具。王明珂提出，“造成族群邊界的是一群人主觀上對他者的異己感以及對內部成員的根基性情感”，這些根基性情感來自成員共同的祖源記憶，但為了現實利益，個人或群體都可能改變其祖源記憶，由此造成族界和族群認同的變遷。
概而言之，族群邊界和族群認同都強調族群成員的主觀認知，在這一點上，兩者在內涵和本質上存在著交叉盤纏的復雜關系。實際上，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族界理論已使族群認同從“‘世界中的實體’（things in the world）到‘看世界的視角’（ways of seeing）的轉變”。如果不對族界問題進行探討，“就無法討論族群認同變遷的問題”。但上文的分析指出，族界還包括社會維度中所存在的一些客觀族群區隔，因此，族界的范圍和內涵比族群認同更廣更深。是以，本文參考以上的相關理論和研究，通過對受訪華人的族群社會邊界和象征邊界進行考察，重點分析受訪者的族界意識、族界符號和與之相關的族群認同，試圖為族界理論提供新的個案分析，并為海外華人的族群認同研究提供新的理論視角。
二、研究設計與調研過程
（一）研究問題與訪談設計
現有的一些研究表明，很多海外華人具有較強的族群認同，這是否表明這些海外華人具有較強的族界意識？他們對“我者”與“他者”是如何區分、如何分類的？其分類的標準和符號是什么？這些問題就是本研究的緣起。也就是說，本研究試圖探索以下三個問題的答案：第一，當代海外華人存在怎樣的族群邊界意識；第二，何為其族界的象征符號；第三，其可能的族界意識反映出其怎樣的族群認同。
根據上述的文獻梳理和研究問題，本研究設計從社會行為和主觀認知兩方面對海外華人進行半結構化訪談。訪談大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通過受訪者的朋友圈/社交網絡和異族婚戀傾向，考察其族群社會邊界；第二，通過受訪者對華人與當地人、中華文化與當地文化和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看法，考察其對族群和文化差異的看法，發掘其族群象征邊界的顯性符號；第三，通過受訪者對“我者”與“他者”的劃分，考察其對族群的分類和主觀歸屬認同。對中國傳統價值觀的選取上，本研究參考了另一些相關文獻，如關于族群原型/刻板形象、家庭觀念、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謙虛的品質等研究。
具體來說，本研究的半結構化訪談大綱包括以下6個主要問題，分別考察受訪華人的族界意識、族界符號和族群認同：
1.您最好的朋友是華人嗎？您的華人朋友占多少比例？您的社交圈構成如何？
2.您希望自己或子女與華人談戀愛或結婚嗎？為什么？
3.您認為華人具有最本質的文化特征嗎？當地人呢？有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4.您和當地人在文化方面（如價值觀、生活習慣、文化習俗、宗教信仰、節日紀念等等）具有很多差異嗎？還是有一些共同點？
5.您同意以下觀點嗎？為什么？
（1）如果條件允許，應該住在父母附近或跟他們住在一起，并經常照顧他們。
（2）必要時應該支持親戚，即使必須做出較大的犧牲。
（3）無論如何，一個人都應該不惜代價捍衛家庭榮譽。
（4）不管哥哥姐姐有什么不同的觀點，弟弟妹妹都應該尊重他們。
（5）謙虛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應該傳承下去。
（6）家庭責任和義務比個人自由更加重要。
（7）人際關系比個人能力更加重要。
6.作為海外華人，您是否覺得當地華人是內部人/自己人（insider），而當地人或其他族群是外人（outsider）？為什么？
除以上6個基本問題外，訪談中筆者還根據受訪者的敘述或觀點進行更多提問。訪談最后收集了受訪者的個人信息，如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出生國家/地區、國籍/綠卡和父母情況等。
（二）訪談對象和調研過程
從2022年7月至2023年7月，筆者通過目的性抽樣和“滾雪球”的方式對美國、南美洲、東南亞、歐洲等地的30名華人進行半結構化的深度訪談。受訪者的個人信息統計如表1。
從表1可以看出，本研究的女性受訪者比例稍大，但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受訪者覆蓋了20歲-60歲三個年齡段；受訪者的來源地區包括北美、南美、歐洲和東南亞等地，國家包括美國、委內瑞拉、厄瓜多爾、法國、意大利、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覆蓋范圍相對較廣；大多數受訪者都是大學以上的學歷，教育程度較高；在受訪者中，第一代移民和二代以上的華裔比例為2∶1，基本符合很多地區華人人口的代際比例；其中，華裔受訪者大多數是在校或剛畢業的大學生，美國的華人移民受訪者主要為專業技術人員，而南美的華人移民受訪者多為經商或務工人員。由此可見，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于地理距離和2022年底前的疫情封控，訪談主要采用線上形式，即采用微信語音聊天等方式。2023年疫情封控結束后，筆者對東南亞和歐洲的華裔學生也進行了一些深度的面對面訪談。對美國華裔的訪談采用英文，與其他受訪者的訪談語言都是中文。每次訪談時間大概為1-2個小時。經受訪者同意后，筆者對每次訪談都進行錄音。訪談結束后，訪談錄音由筆者人工轉換成文字并對英文材料進行翻譯后，再根據研究問題進行整理和歸納。另外，本研究還參考了以前在美國訪學的田野調查紀錄，采用了一些相關的訪談材料。為保護受訪華人的隱私，本文中的受訪者姓名均為化名。
三、分析與討論
（一）族群社會邊界
本研究從兩方面考察受訪者的族群社會邊界：社會交往和對異族婚戀的態度。首先，在社會交往方面，訪談結果顯示，大多數受訪華人移民的朋友圈和社交網絡主要是華人，當然，有些受訪者也有少數的非華人朋友。例如，美國加州的楊女士說：“我的社交圈主要是工作中的同事和華人教會的朋友。華人教會都是華人，公司里有非華人，我們相處不錯，沒有文化沖突，但不能成為親密朋友。”已移民30多年的陳女士也說：“在波士頓，中國人還是一個圈子，沒法進入外國人的圈子。我覺得很難消除種族差異。”丹佛華人張女士告訴筆者：“我有兩個黑人好朋友，是讀博時的同學。現在的同事都是非華人，但我現在的交往圈和朋友圈還是以華人為主，80%以上是華人。”
訪談發現，東南亞、南美和歐洲等地區受訪華裔的朋友圈也是華人為主。例如，一些馬來西亞的華裔學生們從小到大都就讀華校，所以其社交圈和朋友圈基本都是華人。南美華裔學生小妮也說：“我的朋友圈華人占比較大，主要是以華人社交圈為主。”意大利華裔學生小芳說：“我的好朋友主要是華人，有一個好朋友是菲律賓裔。在學校讀書時也跟當地同學交往，但不能成為很貼心的朋友，因為文化不同，有些事情無法引起共鳴。”
相比之下，美國華裔青年的朋友圈和交往圈比較復雜多元，很多受訪者的朋友圈擴展到亞裔或其他族群。例如，波士頓大學的華裔學生大衛說：“我最好的朋友目前是華人，華人朋友約占30%，他們大多是學校（初中、高中、大學）的同學。”美國很多華人移民也說其子女的朋友呈現出族群多元化。然而，不可否認的一個現象是：在美國很多地區，種族界線仍然比較明顯。例如，加州余女士觀察到：“孩子上了初中，尤其是高中，就自然分開了：亞洲人一堆，白人一堆，黑人一堆，界線比較分明。”
此調查結果與維莫的研究結果一致。維莫對臉書上一所美國大學的736名學生的朋友圈照片進行研究，以分析影響美國大學生社交網絡的因素。其研究結果證明，由于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種族仍然是大學生社交圈的重要影響因素，尤其是黑人學生。然而，族群是影響親密關系的首要因素。例如，華人的親密朋友一般也是華人，而不是其他族群的亞裔人或黃種人。
其次，異族婚戀現象和傾向是考察族群社會邊界的另一重要指標。本調查結果顯示，總的來說，第一代移民多數不贊成族際通婚，華裔后代則持相對開放的態度，但地區和性別差異比較明顯。
在地區差異上，南美、東南亞和歐洲的華人移民和華裔都相對傳統。例如，南美小君說：“有些中國人會跟當地人結婚，但我們恩平人不會！因為當地人對家庭和婚姻都無所謂，他們不在乎小孩是誰生的。當地人把孩子養到18歲就不管了，他們認為孩子大了就要獨立，如果跟父母住在一起，還要付給父母房租。”馬來西亞華裔青年小鄭說：“我當然更希望也更愿意跟華人談戀愛或結婚！主要原因是能把話說清楚，腦袋不用時刻處于翻譯機狀態。如果跟馬來人或印度人約會或結婚，話匣子可能會打不開。”其他兩位馬來西亞華裔學生也說：“馬來人都是穆斯林，我們不想跟他們通婚，因為通婚后就必須成為穆斯林。”意大利華裔學生小芳說：“我會更喜歡中國人，因為我覺得完全融入外國人的家庭還是有點難。其次就是我父母在這方面比較保守，他們不會同意我跟外國人談戀愛的。”另一個意大利華裔學生小靜也說：“我不在乎婚戀對象是外國人，但父母不同意，所以可能還是會偏向中國人。”法國華裔小玉的回答是：“華人會優先考慮，因為我發現大部分當地人與自己的處事方式、態度、審美觀和一些價值觀都有一些差異。如果跟當地人談戀愛甚至結婚，那也許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去磨合。”
相比之下，美國華人對異族婚戀持相對開放的態度，尤其是華人女性。例如，波士頓林女士說：“很多華人女孩都喜歡找白人結婚，而男性一般都想找亞裔女性作為婚戀對象，所以華人男性的選擇范圍就縮小了。”華裔學生大衛表明自己理想的婚戀對象是亞洲女性，說父母也希望自己找個亞裔媳婦。二代華裔湯姆（Tom）和約翰（John）也持同樣的觀點。由此可見，在異族婚戀態度上，美國華人顯示出較為明顯的性別差異。但是，上述東南亞和南美等地的華人受訪者并未顯示出明顯的性別差異，受訪的華人女性也傾向于同族通婚。
綜上所述，從社會交往和異族婚戀傾向這兩方面看，受訪華人的族群社會邊界總體較為明顯，但存在一定的地區、性別和代際等微觀層面上的差異。這些差異說明族群身份只是族界構建和存在的眾多因素之一，種族偏見、居住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等更多微觀和宏觀因素的共同作用對族界的建構、維持和變遷影響更大。
（二）族群象征邊界
如果說“邊界”意味著差異（difference）和區隔（distinction），那么族群邊界就是族群差異。為了體現差異，就必須采用一些公認的標記和規則與其他族群相互區別，這些標記和規則就是族界的象征符號。毫無疑問，在不同的族界符號中，膚色、體格等外貌生理特征是最顯性的標記。其次，語言、食物、傳統節日和價值觀等文化特征也是較為明顯的族界標記。巴斯在《族群與邊界》的導言中就指出：族群分化的文化內涵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來進行分析：一是顯性符號或標志——人們尋找和展示可標示身份的可分辨性特征，包括服飾、語言、房屋式樣或一般的生活方式；二是基本價值取向，即判斷行為的道德與優秀的標準。以下按照這些標記分類討論受訪華人的族群象征邊界。
首先，調查結果顯示，在族群差異方面，很多受訪華人并未提到外貌和生理等方面的顯性標記，但都強調了華人的血統和歷史等原生性特征。在筆者的田野調查中，所有受訪者都說自己是華人族群成員，很多人為自己的華人出身和背景感到驕傲，都說華人族群具有相同的血統和祖先，擁有共同的歷史和文化淵源。這個結果體現出受訪華人的原生性族群認同，也反映出族群身份類別（標簽）的持久穩定性。這是因為出身和背景等核心族群性是天生給定而無法改變的事實，因此成為族群邊界中最明顯、最持久穩定的符號。正如巴斯所指出的，“即使個體跨越邊界或產生新的認同，族群標簽也會經常存在”，也說明了族群邊界主要是靠類別（范疇）結構保持和建構的。
其次，在文化差異方面，受訪華人也并未強調語言、食物、傳統節日等文化顯性符號，可能是因為在文化全球化的當代語境下，對經常接觸或跨越不同文化邊界的海外華人來說，這些顯性的文化符號已經變得相對模糊，或逐漸失去其重要性。相反，在調查中，很多受訪者提到的族群文化差異是民族性格或族群特性。例如，波士頓華人劉先生說：“中國人注重信用，講究禮義廉恥，而美國人自由、開心、比較隨便，不擺譜。”同是波士頓老華人的梁先生這樣描述：“中國人謙虛、包容、低調，儒家思想是我們的傳統。美國人崇尚自我，個性張揚。”加州余女士說：“華人的特點是吃苦耐勞、忍耐和大事化小。華人強調奮斗提升自己和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而外國人比較自我，注重享樂，這體現在對孩子的教育上。”南美華裔青年小欣說：“華人最本質的特征是勤快、孝順、內斂，當地人的性格特征是自由和直接。文化差異較大，特別在為人處事方面。”小君也提到南美人天性隨和樂觀，但懶散懈怠。東南亞華裔小鄭對華人民族特性的理解也大徑相同：“華人最本質的特征是耐心，具有能適應不同環境的智慧，所以華人總能在不同的土壤上扎根和成長。而馬來人的本質是安貧樂道、怠惰散漫。”
其實，以上受訪華人所提及的族群特性都可以稱為族群原型（prototype），或者說是族群刻板印象（stereotype）。“原型”是指人們用于對自己和他人進行歸類的內群體的界定性特征。有學者指出，原型是情境化的社會知覺的產物，具有模糊性、多變性與情境性的特征。還有學者認為，族群成員對自身和他者的原型化認知往往會造成雙方的隔膜和誤解，從而強化了族群的象征邊界。很多情況下，原型中的重要特征并不是“正確”的特征，而是指具備本族群成員認知或想象中的“典型”文化特征。也就是說，原型既是對群體特征的部分的真實反映，也是一種自我想象。王明珂也指出，客觀的體質和文化特征是人們主觀上用來劃分人群的工具，但人們往往會“擴大”或“創造”這些差別特征，所以“原型”經常是人們的“主觀印象與想象”。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認為，社會群體基于語言、生活方式、教育和宗教等文化特征區別于其他群體，在區分的過程中形成自己的優越感和光榮感（honor），并形成群體成員的準入標準。以上受訪華人的族群原型化認知就反映出他們的文化優越感和光榮感，其認知中的族群“原型”是“典型華人”的標準，而一些華裔后代與這些族群“原型”不太符合，成為華人族群的“非典型成員”，即“復制或習得本族群文化特質較少，甚至只保留民族成分的成員”，也因此被形容為“香蕉人”。
再次，為驗證族界的存在是否意味著族群成員享有相同的價值取向和統一的評價判斷標準，本研究調查了受訪者對中華傳統價值觀的看法，以考察文化價值觀對族群象征邊界的意義。調查結果發現，對于本訪談所列舉的7個中華傳統價值觀，受訪者反應各異。除了照顧父母這個傳統觀念仍根深蒂固外，大多數受訪者對家族觀念、照顧弟妹、尊敬兄長、謙虛的美德、家庭責任和人際關系等其他傳統價值觀基本上都持各不相同的看法。這個調查結果表明，在文化價值觀方面，受訪華人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價值取向和評價標準，這一方面體現出價值觀的個體性、時代性和變動性，也證明了維莫的結論：同一時代不同族群的價值觀差異主要是由社會封閉和種族排外所造成的，而不是族群文化本身。
最后必須指出的是，與前面的族群社會邊界調查結果一樣，在族群象征邊界方面，受訪華人也存在地區和個體差異。例如，相當一部分美國華人認為文化差異不能一概而論，尤其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受訪者。本科專業為政治學的大衛對這個問題做出了相當專業的解讀：“我不會對不同族群的文化特征進行評價或比較。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無法用簡單的標簽或描述來定義他們的文化背景和特征。而且，文化是一個動態和多元的概念，它會隨著時間和地點的變化而發展和變化。雖然華人和美國人有一些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的不同之處，但他們也可能有許多共同點，這取決于個體的背景和生活經歷。”波士頓陳女士也說：“中國文化最本質的特點應該是儒家文化，美國文化的本質特征是多元化，但現在中國文化已經改變很多，很多人的思想都西化了，所以差別不是很大。”
總而言之，本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華人的族群象征邊界意識也較為明顯，體現在其對族群身份的分類和族群特性的認知上。因此，血統、出身等原生族群性、族群標簽和族群原型化認知是受訪華人的族群象征邊界符號，而文化價值觀和評價標準在當代的語境下因人而異，難以成為整個族群的象征邊界符號。
（三）族界意識與族群認同：“他我”之別？
上文提到，“他我”之分是族群邊界和族群認同的主要標記。上面的調查結果討論顯示，大多數受訪者具有族群類別或身份標簽上的“他我”之分，體現在受訪者對共同血統和出身背景等原生族群性的強調。這個結果表明受訪者具有原生性的族群歸屬認同和族群類別邊界意識。但本研究認為，“他我”之分除了表現在族群標簽和身份歸屬外，也應該包含族群成員間的相互認同感和親近感。然而，本調查結果發現，很多受訪者并不認為華人就是“我者”，反映出其淡漠的族群親近感和認同感。例如，波士頓香港華人山姆（Sam）經常參加波士頓唐人街老移民的活動，但在單獨訪談時他卻說：“我沒感覺華人是自己人，我有很多美國老朋友，而且最好的朋友也是美國人。我更信任美國朋友，因為他們比較誠實、單純、真誠，而華人不一樣，有些人很自私，他們就是想利用你，也不會幫你保守秘密，但美國朋友會。”加州余女士的朋友圈基本是華人，但她也說：“我不覺得華人是自己人，在公司里華人更搗亂，更拉華人后腿。”波士頓大陸新移民小剛是這樣表述的：“人們根據政治、經濟利益結成群體，族群和文化似乎不太重要。我沒有自己人和外人的概念。”波士頓華裔青年大衛也持相同觀點：“我沒有這個概念，不會以種族來區分他我。”
南美華人華僑對“他我”的看法也與美國華人接近。例如，厄瓜多爾的小欣說：“我認為主要看人、看緣分，對于我來說，相處得來就是自己人，我自己也有些當地好朋友。”委內瑞拉華僑玉姐說：“這邊華人越來越多，所以沒有感覺華人特別親切或是‘自己人’，有時還要相互提防著。以前就不一樣，聽老華人說以前華人很少，見到華人就感到很親切，像自己家里人一樣。但現在不一樣了！”小君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中心做雜貨和水產生意，來自恩平農村，教育程度較低，除了跟自己店鋪的當地員工有較多接觸外，基本就是生活在華人圈中。但是，她對中國同胞們的評價是：“這邊中國人賺中國人的錢，他們跟本地人勾結，坑自己人。陌生的中國人是不能相信的。中國人是自己人嗎？（她沉默思考了一會兒）有一些是的，但只限于那些認識很久的中國朋友。”
以上訪談結果也驗證了維莫在瑞士一個多族群社區的調查結論。在維莫的調查中，國籍、族群身份和族群類別并非“他我”之別的決定性因素，而是“秩序體系”，即干凈、準時、安靜，以及在社區內具有穩定的社會關系等“小資產階級”美德。因此，不遵守“秩序體系”的人，如新搬來的瑞士年輕人和一些新移民都被當成“他者”，而來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老勞工移民卻被當作“我者”，因為他們已融入到其“秩序井然”的社會體系中。當然，在維莫調查的居民區中，人們仍然使用族群類別來描述當地的居民，如土耳其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等等，但“我者”與“他者”的界線劃分是另一種不同的邏輯，而不是族群類別。這種不同的邏輯就是“秩序體系”和對其尊嚴及社會地位的維護，而不是所謂的“文化距離”或“種族親近”觀念。
總而言之，本調查結果顯示，在族群類別和身份歸屬方面，受訪華人存在明確的“他我”界線，但在族群認同感方面，受訪華人的“他我”之分并不以族群身份為界線。這個結果一方面凸顯出受訪華人族界意識和族群認同的原生性、象征性和類別性特征，也說明在“他我”之分這個復雜的認知問題上，研究者應該對族界意識和族群認同進行更加細致的區分。
四、結語
本研究主要參考巴斯的族界理論、拉蒙特的邊界分類和維莫的實證研究，重點“關注建構并言說邊界的主體行為”和認知，及“發掘其內涵如何在話語中生成”。本研究采用半結構化訪談的方式探索海外華人的社交行為、異族婚戀傾向、對“他我”的劃分、對中外族群文化差異和中華傳統價值觀的看法等，試圖“發掘”海外華人的族界意識、族界符號和族群認同。調查結果顯示，首先，在社會邊界和象征邊界上，受訪海外華人的族界意識都較為明顯，其族群社會邊界意識體現在
其社交網絡的構成和對異族婚戀的態度上，其族群象征邊界意識體現在其對族群特性的原型化認知上。當然，調查結果也顯示出受訪者的社會邊界意識存在著不可忽略的地區、性別、代際和個體差異，說明族群社會邊界是當地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等眾多因素的復雜建構結果。其次，在族群象征邊界方面，血統、生理和出身等原生性特征是最顯性的符號，族群原型或刻板印象是受訪華人認知中的的文化象征符號，而不是學界所關注的語言、文化實踐和價值觀等。第三，受訪者對“他我”之分的認知體現出其族群類別意識及其原生性的族群認同，但其深層次的族群認同感和親近感不強。這個結果說明在“他我”之分的問題上，研究者應該對族界意識和族群認同進行更加細致的區分。
由于條件所限和幾千萬海外華人的復雜多元性，本研究雖然采用兩年的海外實地調查資料為輔助支撐，但深度訪談對象只有幾十人，且受訪者地區來源不均，只是一個探索性研究，調查結論仍需更多后續研究的驗證。另外，由于文章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分析海外華人族界意識的成因。拉蒙特指出，邊界研究的難點是探索客觀的社會邊界與主觀的象征邊界的關系，因為象征邊界只是形成社會邊界的一個必要條件，當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可能是更重要的影響因素，這在本調查結果所反映的地區差異中得以體現。大致看來，與美國受訪華人相比，大部分東南亞、南美和歐洲受訪華人的族界意識相對較強。其次，個體差異，如社會階級、教育水平和個人經歷等也是重要的建構因素。總的來說，若階層、教育程度較高和個人經歷較豐富，則其族界意識相對較弱，反之相反。所有這些問題都值得后續研究者的深入探索。
（摘自：劉燕玲：《族群邊界、族界符號與族群認同——海外華人族群邊界意識探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